比較常在台北喝酒的酒吧界皆人，只要跟調酒師多聊兩句，噪音一定聽過各種鄰居檢舉的擾鄰然個故事，甚至親眼看過警察跑到店門口問話。全世
當然，有心這些檢舉人中有一定比例是長或慣性檢舉、只想找麻煩的許解住戶，但客人夜裡說話的酒吧界皆聲音確實存在，遇到淺眠或是噪音家中有怕吵的老人小孩的住戶時，也是擾鄰然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粗略計算，全世台北市東區加上安和路一帶，有心調酒紅酒餐酒賣酒的長或咖啡店，全部加起來應該有破百間，許解即使經歷過疫情一波洗禮，酒吧界皆街道上新開的售酒店家仍越來越多，營業時間越來越晚，這種商業與原住戶的衝突也不斷加劇。
近期，筆者剛好因緣際會協助某個里長與常去的東區酒吧溝通居民問題，以下分享一些這段時間的觀察與啟發。
噪音與他的產地，放到哪裡都是難解問題
正如前面所說，酒吧的噪音確實存在，但每個人對聲音的容忍度皆不同，因此投訴的理由也不一樣。
例如，有時候酒客喝起勁，確實可能造成較大的噪音，但對店家來說，總是會有幾個鄰居就像設了鬧鐘一樣，時間到了就要打電話叫警察，即使真沒有人在外頭吵，即使那天根本沒有營業。
對於第一種狀況，酒吧可以做的除了加強自我隔音，就是在晚上十點過後盡可能把客人關在店裡，客人離開時則要把他們趕離店門口。
然而這個作法效果十分有限，因為當客人需要吸菸或透氣時，站在店門口，店家也不好將還沒結帳的客人趕離，只能勸導盡量小聲；酒酣耳熱後的客人即便一走出店門就往大馬路走去，沿路講話的聲音還是會在整個巷道迴響，最後也算回店家頭上。
在協調過程中，里長提出了由同個街區店家共同請保全人員的建議，但討論後發現實質上並不太可行——因為有些喝醉的人被強硬制止後，反而可能產生更大的衝突，產生更大的聲音。
這真的是一件難辦的事，就算在酒吧文化同樣盛行的其他國家，據筆者自己和友人們的經驗，好像也沒能真正治本的解方，最後仍得看居民與店家互相包容配合，當然，在國外也不乏樓上樓下叫罵的場面。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就算趕走了這家店，下一家的狀況也不會改變
回過頭來，一切問題根源還是出在台灣住商混合的都市規劃模式，從當時的師大夜市到今日東區，店家租客、一樓房東、樓上住戶三方利害糾葛，時常出現住戶掛出紅布條的場面，對象也不限於酒吧。
反觀像是信義計畫區那些住商分離的地方，店怎麼開、人怎麼吵，幾乎都不會有問題。
因此若理性來看，那些慣性、針對性、只想把店家趕走圖清靜的檢舉者，其實想法也有些不切實際。因為今天就算他們找各種理由開單、把店家罰跑，新開的店非常可能還是酒吧餐廳，仍會有同樣的問題。
更何況，現在店面開開關關，難以保證新來的店家剛付了裝潢押金，甚至想要賺個一年就跑，還會有誠意或資源維持鄰里關係。
所以，要讓那少數的惡意檢舉者滿意，可能就得把店家全部趕出東區，一樓不再開餐飲店，但小到民眾的需求、房東的利益，大到都市發展、市府稅收，這件事都不可能成真。
尋找一個「先開始談」的契機
有趣的是，據當天的員警代表說，那些每天打電話檢舉的人，幾乎不會去警察局備案，他們猜想或許是因為成了案就會有資料，但他們檢舉歸檢舉，卻從來不想要露臉。
也是因為缺乏溝通的橋樑，長期一方受噪音困擾、一方受檢舉騷擾之下，店家和居民不斷增加怨懟，甚至相互交惡，卻誰也沒辦法直接聽到另一方的意見。甚至，有些酒吧即便願意結合附近店家出資為「特別怕吵」的住戶裝設氣密窗，也沒有聯繫居民的管道。
情境圖，非當事店家 |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在此之下，里長的角色顯得特別重要。
許多住戶受到噪音干擾後，都會向里長提出抱怨，但大部分里長或許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頂多就是協助請分局關切店家；另一方面，大部分時候都是樓上住戶有在地投票權，租店經營者沒有，讓里長少了雙向服務的動力，使許多原本可以坐下來談的機會，抓放成持續無止境的單向抱怨。
然而有心的里長，其實就是完美的中間人，即使兩方避不見面，透過里長的傳話也能讓許多原本的不可能成真。
相信大部分住戶，絕對樂見自己的街區商業蓬勃，甚至形塑社區特色，但就筆者聽到的部分，願意投身處理的里長實在少之又少。這次因為天時地利促成了一段期待能有好結局的開端，如果真能因此解決——至少能減少些——問題，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店家與里長依循這樣的模式，與社區找到共好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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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