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我最愛的強納器臭老頭〉
一定有某種不曾存在的物體入侵了世界。發自人性的森法毀滅性機器。
——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 [1] 〈涅斯特羅伊與後代〉（Nestroy and Posterity）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生於一九五九年，蘭岑 美國當代小說家、科技散文作家，消費性的性機《紐約客》雜誌撰稿人。主義自人著有《修正》（The具發Corrections）、《自由》Freedom）、毀滅《純真》（Purity）等長篇小說，強納器以及文集《如何獨處》（How toBe Alone）、森法《到遠方（FartherAway）》、蘭岑《地球盡頭的科技盡頭》（TheEnd of the End of the Earth）。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及普利茲獎提名。消費性的性機
當年選課發生了奇怪的主義自人差錯，大學時期我意外地主修德文。具發以至於後來我在德國度過了兩年——第一年去了慕尼黑，第二年拿傅爾布萊特獎到了柏林。在那之後的歲月我離群索居，和世界的主要聯繫之一就是閱讀報紙。我依賴報紙，但對它又十分憎惡。當時我正企圖要成為一個嚴謹的作家，想要寫小說，類似《紐約時報》這種優良報紙裡也會出現的陳腔濫調和文理不順簡直讓我心煩意亂。我覺得媒體對我感到熱切的議題不夠關注——環境問題、核能武器、消費主義——並且好長一段時間我認為他們賜給雷根總統一把尚方寶劍，讓他為所欲為。那感覺彷彿眾人皆睡我獨醒。就只有我，和卡爾．克勞斯。
我在大學裡讀過克勞斯的作品，然後在柏林時又接觸一次。此人道德信念堅硬無比，對維也納中產階級媒體的批判嚴峻、憤怒，又風趣。他針對兩樣東西道德敗壞的結合，尤其加重火力：少數媒體大亨日益富可敵國，但他們手下的報社卻一直灌讀者迷湯，說社會越來越民主進步，民權越來越強，民智越來越進化，社會漸趨人民共享。這讓克勞斯很抓狂，因為他眼見這些赤裸裸顧著發大財的財團偽裝成偉大的社會平衡家——而且竟然還成功了，只因為他們讓大家都上了癮。
克勞斯聰明、幽默又狂熱，在維也納有一大票粉絲崇拜追隨，他開講讀會時到場群眾多達上千人。七十年過後，我也成了他的粉絲隨眾之一。他用的語句非常艱澀，但是非常引人注目。沒有什麼比堅定的信念更能帶給散文體一道道憤慨的鋒芒，而我完全拜倒其下。因為我也在為自己的寫作尋覓那既憤怒又風趣的鋒芒，因為我對媒體的憤怒而感到孤立無援。我也深受克勞斯認為我們正全員邁向世界末日的信念吸引。當時我們正處於舞槍弄劍末期的冷戰當中，於是我深信世界末日指的是核武戰爭。只要我深信我是正義之方，而世界都是錯誤的——基本上我整個二十歲時期都是這麼認為的——我就完全臣服在他魔法之下。
跨過三十歲的門檻，我就踏入了一片黑暗叢林。早先黑白分明的一切，現在看起來都是灰色的。新聞報社不再像是文化敵手，網路時代降臨後他們也深陷苦戰，記者們一個個失業了。我發現：你知道嗎，其實他們都是努力工作、認真負責地報導新聞的人。他們並未假扮他人的模樣。在語法上犯了點錯我就不斷找他們的碴是我太乖僻偏執。
同一時期，我正經歷著雙親逐漸死去，婚姻也分崩離析，人在經歷了這些事件後——假使你誠實面對的話——是無法仍堅信整個世道都混濁不堪，唯我獨清的。長至三十幾歲中期，人生很坦白地展示給我看，那些曾讓我非常篤定的事，其實我都錯得挺徹底的。一旦發現你對一件事認知有有誤，那麼對其他事情的判斷是否也有錯誤，這個可能性就大大敞開了。
於是我失去了對克勞斯的興趣，雖然我為了想出版作品正著手翻譯他的文字。我放棄了那個計畫，一直到幾年前我遇到其他克勞斯的粉絲。他們鼓勵我再度投向他的懷抱，而我回頭後才發現，比起批判八○年代的報社，他對當今科技和媒體當道的看法更為貼切。由現今看他當年所說的話，簡直是料事如神。他的批判幾乎直接適用於新聞報社的部落格化，以及社交媒體的崛起——他真的在一百多年前就預料到了。即便我自以為已經長大了，擺脫了他獨樹一格的道德確信，我又重拾未完成的翻譯，盡我所能地讓他的文字能讓英語閱讀大眾親近看懂。
克勞斯所寫過、意義對我最為重大的一句話是「Ein Teufelswerk der Humanität」——「發自人性的毀滅性機器」。九○年代中期，由於智慧手機的崛起，以及心理疾病藥物學的影響讓人性逐漸被物質化，我為文學的前途感到憂愁。科技和消費主義兩者相濡以沫、進而接管了我們的人生，我開始思索如何將這件事情描繪出來。它們是多麼撩撥人心又有侵入性，卻又那麼令人欲求不滿。正因為它們無法提供滿足，我們持續對它們索求，又更加重了對它們的依賴。
網路造成的集體迷思和電子產品恆久的刺激，開始腐蝕一種概念，就是人類能夠創作出比方說一本小說。我找到能夠勾勒出這些情景的字句，就是「發自人性的毀滅性機器」。它受消費主義定義，獨攬集權排除了其他生存方式，突然蹦進天地之間，憑藉自體發展的邏輯建構了我們的欲望，充滿破壞性卻又不斷孳息。一言以蔽之：「科技消費主義是一具毀滅性機器」，多虧了克勞斯的啟發。
有趣的是，九○年代有一群立場不同的作家和思想家對這樣的發展越來越警醒。有《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2] 這樣巨無霸長度的小說來對科技消費主義作出反響——裡頭一膠卷的畫面，一旦開始觀賞，就無法停下來。早在九○年代就有跡象指出，機器並不是在替人類服務，反而以它的運作邏輯主導著我們。無論喜歡與否，摩爾定律（Moore’s Law）[3] 說明了電腦功能在兩年半後，將會比現在強大精實一倍。
顯然，摩爾定律發表後二十年後，已屆臨其預言的極限，但在當時科技已進展得如火如荼了。應用軟體推陳出新，人們得丟棄他們陳舊的機器，因為全新款項的機械和軟體又上市了。未經我們同意，這已然成為我們的生活模式。即便疑慮重重，我生活模式曾是如此。
克勞斯這句話的第二部分也值得探討，「der Humanität」，——「出自於人性」。九○年代我並未對這個字多做留意，但現在回頭整理我的譯文，我開始仔細咀嚼克勞斯想探討什麼。「Humanität」這個特別的用字讓我多看了兩眼。他大可使用另一個字「Menschlichkeit」，但他捨棄了。他的理論脈絡和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4] 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類似。班雅明認為機械複製和生活的日趨科技化能帶來確實的社會福利，但同時要付出的代價就是生活的扁平化。
科技發達的現下，讓我感到特別困擾的是聽見人們再三覆頌——愉悅、驕傲、又興高采烈地——電腦正在改變我們對生為人類的認知。這些興奮的人們想說的是我們正在進化。然而在我眼中，社交媒體將一個曾經有成人的世界幻化為國中二年級的校園餐廳。我看著臉書（Facebook），心裡浮現的是拉斯維加斯的一個視訊撲克牌桌。對我而言，整句看來，克勞斯的這段話暗示了科技消費主義的魔鬼思考邏輯。那和生而為人毫無關係，和自由、人權和自我實現的言論硬生生地結合在一起。
這個結合不容許我們小覷——因為，你再想想，誰從中獲利，誰又因而陷入貧民的狀態？克勞斯也算是個陰謀論者。他主張這些眼裡只有謀取利益的大財閥，嘴上說的卻是仁義道德，這絕非偶然。在當時只是在報紙社論專欄裡說說而已，現在則已全面浸淫了矽谷文化：「我們讓世界更好。」或者舉推特（Twitter）為例，它試圖將「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5] 革命納為自己功勞。克勞斯覺得最荒誕的事情是，這部機器不只具有毀滅性還有自己一套思維，並在核心有個大謊言才得以運作得下去。
這和克勞斯另一句名言可以互相銜接：「我們的智慧足以建造出機械，但是不足以令它們為我們服務。」老天，這真是太真切了。你看看我們和電腦互動時的實際內容——有不少好料，但有大把時光浪費於在臉書網頁上看別人參加愚蠢宴會的照片。我本意不是真的說一切都很差勁。一直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我堅決抵抗使用電子郵件，但現在它已成為我生活方式一部分，而且其實心中對它充滿感謝——和打電話相較起來，我還比較喜歡寫電子郵件。
對於科技，我並非真的走強硬路線抗拒到底。我所反對的是，僅因我們有能力做一件事，不經大腦、不假思索地就去執行了。現在每個人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全時配戴相機。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人們並沒有正經討論過這件事。潛能既然存在，它便理所當然地被剝削。它會被推向市場，會被販賣，而我們一定會去購買。這就是毀滅性的機器。
克勞斯對持續進步、發展只會越來越好這樣的概念抱持著高度懷疑。一九一二年，當他正著手書寫被我收在書裡的那些散文的時候，人們對於科學能為世界帶來的改變是非常樂觀的。科學進展讓每個人都得到啟蒙，政治能解放弱者，而這世界將成為更美好更美好的地方——故事是這麼講的。然而兩年後，人類史上最可怕的戰爭爆發了，二十五年後緊接著又是一場更糟糕的戰爭。
克勞斯有些話說對了：對於科技會為人類服務，一切只會越來越好云云的話保持懷疑是明智的。我們狂熱地崇拜科技烏托邦，狂熱地擁護科技，或許值得讀讀一位曾經親炙現代媒體和科技誕生的作家，對一味歌頌進步的人的言語保持戒心。我不確定我對科技媒體新世界某些事物的戒懼是否通情達理。但我也不認為我是錯的。所以那些斷然否定在我看來其實十分合理的抗拒的論壇，讓我感到厭惡——我常常看到這樣輕蔑。
我們究竟是否因為網路而過得越來越好？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網路很多方面的確無與倫比。它是絕佳的研究工具，要買東西也很不賴，也很適合把人群拉近從事共同的事業，像是軟體共享、或者擁有共同愛好或受同一種疾病所苦的人想要找到彼此進行對話。這些事它都能處理得很好。然而大致來說網路——尤其是社交媒體——滋生了一種觀點，認為一切都值得分享，一切都該共享。假使運作順暢，那倒沒話說。但是我認為在文化製作的領域中——特別是文學創作——是運作不來的。
好的小說並非由一個團隊寫出來的。好的小說亦並非出自合作計畫。一本好小說的創作，是由自我隔絕的人們往下深掘探索，自深處帶回創見的報導。然後他們把這些發現以大家易於理解、易於分享的形體呈現，共享這一點不會在創作階段發生。一本好小說的構成要素，除了作家本身的書寫技巧，還有它是否真切貼近一個人的主體意識。人們總是在說要「找到自己的聲音」：嗯，這就是了。你要找的是屬於自己的聲音，而不是群眾的聲音。
克勞斯描述想像空間，或者說他暗示想像空間的存在時，他使用了「Geist」這個字眼——這是德語說的「靈魂」。他認為日新月異的科技和那個靈魂是對立的。要對這個說法心服口服，你得當德國人才行，但我想美國人也有竅門能夠詮釋他的觀點，我認為作為對網路時代的批判是可以成立的。不把網路視為服務人類的有用工具，而是作為生活的一種型態，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對於某些形式的藝術創作，電子世界其實害處不小，有害的程度可說是與其作對的地步。
你不必像品瓊（Thomas Pynchon）[6] 那般極端，完全戒絕充斥著自我行銷的網路。我環視近幾十年北美洲出產的真正偉大作家，我想到了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7]、我想到了唐．德里羅（Don Delillo）[8]，我想到了丹尼斯．詹森（Denis Johnson）[9]。這些人能見度都頗高，但他們明顯劃分了嚴格的界線。艾莉絲．孟若，你知道的，她有很多事要忙。她要做身為艾莉絲．孟若必須做的工作。詹森也如出一轍，德里羅也是。
品瓊的自我隔絕非常極端，如同沙林傑（J.D. Salinger）[10] 一樣，他冒著製造完全相反效果的風險，或許是刻意為之——他對宣傳活動的絕對嫌惡，正好成為一種反向宣傳。成為我心中典範的作家們是那些仍維持著某些公眾生活的人——我們畢竟是社群動物——不過是有所節制的。作家有讀者，也有面對讀者的責任。我們也有維持自我的責任。這是要謹慎平衡各方勢力的措施。我要再次強調，網路和社交媒體多麼誘人，像會成癮的藥物一樣能即時提供滿足感，一個不小心就會得意忘形。
我覺得我們身處一個科技已遠遠超越人類其他能力的時代。這是多處可見的——貧富差距與日俱增，全球的仇恨、衝突和恐怖主義，我們國內政治失能。在我看來，到了某個時間點，想活下去的話，我們必須開始認清科技發展中醜陋的面向，並且斷然拒絕它。雖然幾乎不可能，但其實亦不難想像，或許經歷一場核能爆炸意外，再加上幾次發電廠災難，人們就會同意：「我們有能力分裂一粒原子，但是我們選擇不這麼做。我們要將全球力量集結起來，一同確保我們不會執行這件我們有能力辦到的事情。」
講到轉基因食品，重組DNA，我們已經能夠聽到「就算我們做得到，也不代表我們應該那麼做」的聲音了。那我們對日新月異的數位科技的熱情擁抱呢？雖然有種種明顯的負面跡象，我們仍一頭猛栽進去。我說，網路幾乎要摧毀新聞業了！沒有專業新聞記者，三億人口的民眾要如何運作功能健全、結構繁複的民主體制呢？那些擁護者總是說，那你可以把新聞工作群眾外包啊，可以洩漏啊，可以用你的iPhone手機拍照啊。鬼扯蛋。在首都報社二十年的工作經驗是無法外包的。我們必須批判思考我們的機器會帶來的後果。我們必須學會說不，學會如何支持重要的社會服務項目，比如說我們正在毀滅的新聞業。
這是千真萬確的，對任何一個企圖寫出真格小說的人來說尤其確切。我第一次遇見唐．德里羅時，他提出假使哪天我們停止出產小說作家，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個人意志的理念。我們就只剩下群眾而已。所以我認為當今作家的責任非常基本：繼續努力當一個人，而不只是芸芸眾生裡的一員。（當然，現下芸芸眾生聚集的地方大多是網路上了。）這是要給任何一個想成為，以及繼續作為作者的主要功課。
所以說即便我耗上半天上網——收電子信件、買機票、網上購物、觀賞鳥類照片，諸如此類——我得小心限制自己的網路使用。我必須確保我仍擁有屬於私底下的自我。因為這私人自我是寫作的泉源。抽離自我的次數愈多，我愈發只是另一只拾人牙慧的擴音器而已。身為作者，我試圖關注人們會忽視的事情。我試圖盡我所能、謹慎地檢視自己的心靈，並且想辦法表達我在那裡的發現。
附註
[1] Karl Kraus（1874–1936），奧地利諷刺文學作家、詩人、劇作家、文化評論家，於一九一三年發表〈涅斯特羅伊與後代〉。
[2] Infinite Jest，美國作家大衛福士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1962–2008）於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小說。
[3] Moore’s Law，由英特爾公司創始人之一Gordon Moore於一九六五年間提出的理論。
[4] 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5] Arab Spring，二○一○年至二○一二年年間在阿拉伯世界掀起的革命浪潮，多國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政治。
[6] Thomas Pynchon（1937–），美國小說家。除了作品，亦以極度維護隱私著稱於世。
[7] Alice Munro（1931–），加拿大籍作家，二○一三年成為第一位加拿大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為《幸福陰影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一直想對你說》（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8] Don Delillo（1936–），美國作家，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白噪音》（White Noise）奠定了其文學地位。
[9] Denis Johnson（1962–），美籍記者與作家，主要活躍於中國及德國。
[10] J.D. Salinger（1919–2010），美國作家，著有《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個性孤絕，長年隱遁山林，堅持不接受媒體採訪。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故事如何說再見：作家的創意、靈感和寫作歷程》，新經典文化出版
編者：喬．法斯勒（Joe Fassler）
譯者：林佳芳、胡培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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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句摘要
- 我得小心限制自己的網路使用。我必須確保我仍擁有屬於私底下的自我。因為這私人自我是寫作的泉源。抽離自我的次數越多，我越發只是另一只拾人牙慧的擴音器而已。——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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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新經典文化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