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屆至今仍無法訂立的跟騷關陌《跟蹤騷擾防制法》（以下簡稱「跟騷法」），經過二度協商，法協對行政院版草案版本第3條跟騷行為的商卡生加定義是否與「性或性別有關」，以及第4條書面告誡、意圖於與第6條、難舉第13條保護令相關等7條條文又再保留。證立國民黨立委林為洲今（11）日和跨黨派立委民眾黨賴香伶、委民時代力量邱顯智以及民間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團盼表示行政機關自我限縮，不限將讓民眾和執法人員都無所適從，性或性別相關盼能再次協商，跟騷關陌讓保障可以更周全。法協
「與性或性別相關」難以查證，商卡生加第一線處理的意圖於與警察判斷也成問題
幾個婦女、性別團體的難舉代表今天都出席記者會表示，這法已經談了超過十年，執政黨目前預計三讀的「跟騷法」版本，還是未能完整考量受害者實際面臨的情況。
台灣防暴聯盟理事長王珮玲表示，催生這部法已經多年，終於走到這裡當然高興，但她說，國際組織認為跟騷法是人權議題，然而在修法過程中卻感覺行政部門一直固守防線，而執政黨好像是從行政執行的角度，有多少資源來考量立法，甚至大於人權基本保障、人民需求，令他們覺得無法理解，希望內政部後續草擬細則、行政法規不要閉門造車，要廣納各方意見。
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員王秋嵐表示，他們協助的許多跟騷個案，可能都無法適用目前協商的「跟騷法」，像是被以前的同學因為分組作業記恨，在社群媒體持續騷擾8、9年，怎麼封鎖都沒用；又或者被伴侶的愛慕者或前任騷擾，這些狀況都不算「與性或性別相關」，更不用說網路上的陌生網友，這些受害者到警察局很可能也無法獲得協助，而第一線警察必須判斷、拒絕，「難道不會增加負擔嗎？這可能會讓我們接到更多求助和『客訴』」。
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秘書長黃詩婕則建議，刪除「跟騷法」定義中「違反其意願」及「與性或性別相關」，以「無正當理由」涵蓋，再進一步明確劃分為監視跟蹤、盯哨尾隨、通訊騷擾等類別，符合罪行明確原則，否則以概括行為帶過，不僅第一線警員判斷困難，也容易成為行為人規避的漏洞。
賴香伶表示，各界期待一部預防犯罪、保護潛在受害人的法案，不應被行政、司法量能而限制立法效能，特別是如何定義「跟蹤騷擾」行為，應否限縮於與「性或性別有關」是朝野政黨最大差異，「非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被害人，也應有申請保護及相關協助的權利，不應先入為主、擔心案件過多，將求助的被害人拒絕於本法之外。
邱顯智也認為，「性或性別有關」涉及主觀難以判斷，會造成被害人尋求協助的障礙。林為洲則說，當初各界希望訂定「跟騷法」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夠保護民眾免於各種樣態被人跟蹤騷擾的恐懼，如果定義要限縮在「與性或性別有關」行為，被害人又難以舉證，就容易出現加害人一直不承認自己的目的，以此脫罪。
緊急保護令的必要性？
時代力量提案主張，當被害人生命、身體或自由遭受侵害時，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緊急保護令」，這是當警察機關不發放書面告誡時，被害人能另行救濟的管道。而國民黨則主張被害人聲請請保護令，不以書面告誡為前提要件。
邱顯智今天在記者會上也強調，《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二三十年來，有通常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暫時保護令三種，現在「跟騷法」只把通常保護令放進來，「難道不是家庭家人的關係，就沒有急迫危險？不是家人恐怕更危險。」然而問司法院為何不接受緊急保護令，卻沒能明確回答。
邱顯智也表示，很多是科技上的網路跟蹤騷擾，根本不知道是誰，被害人要怎麼舉證？而警察如果拒發書面告誡，被害人又該怎麼辦？ 會變成沒有救濟管道，不管檢察官或是警察，也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向申請。
不過，司法院代表昨天在協商會議中表示，在目前「跟騷法」架構下，沒有另設保護令的必要，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是從家暴法延伸出來，因為家庭成員間，常常24小時相處比較有急迫性，與「跟騷法」中規範的陌生當事人關係不同，加上進入刑事偵查，警方就可以即時介入。
警政署長陳家欽說明，警方都是根據報案被害人的陳述啟動調查，實務上有很多像是被害妄想症等精神問題者錯誤報案，若因此發書面告誡，恐產生很大的侵害。
在野黨立委盼再次協商
林為洲指出，執政黨可能下週五就會將「跟騷法」送立法院院會表決處理，但主要爭點仍無共識，因此國民黨團未在協商結論簽字，意即協商還沒結束，他期待可以再次協商，當然執政黨可以直接送立法院會表決處理；李貴敏說，如果民進黨要強行表決通過「有形無實」的「跟騷法」，在野黨需要民團聲援，共同呼籲行政團隊回頭。
邱顯智和賴香伶也呼籲，保護潛在受害人的法案，不應被行政、司法量能而限制立法效能，在法案送院會前，應再提供一次協商機會，讓各種意見充分討論，既不會耽擱於在立院本會期完成立法時程，又能再詳細論述。
行政院的草案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的8類行為，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依據美國、日本的例子，草案也認定跟蹤騷擾行為可能源自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國外研究發現被害人女性比例占8成，性別分布差異明顯，且與性或性別有關，因此修法時特別加強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