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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評論的終結》:藝術或許沒能改變世界,但卻能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文:派翠西亞.畢克斯(Patricia Bickers)

批判性距離,藝術的評論迷思

本書的第一章〈藝術評論:危機?什麼危機?〉剖析在藝術評論中所感受到的危機,並嘗試論證藝術評論不僅處於健全狀態,結藝界且不同於艾爾金斯的術或世界觀點,仍深具影響力。許沒可以說,變世本章或許應該以「藝評家?什麼藝評家?」或以希區考克所說的改變:「藝評消失了」作為標題。從撰稿人在雜誌上選擇的們對署名方式,可以清楚看到藝評正在消失中的藝術事實。

舉例來說,評論最後一次看到《藝術月刊》的結藝界撰稿人選擇以「藝評人」署名大概已經是2011年的事了,從那時起到現在,術或世界這當中大概只有兩個例外。許沒發表在雜誌上的變世評論文章一篇接著一篇,但卻連一位評論者都沒有。改變相反的,有些首度發表文章的撰稿人選擇以「作家」自居,而其他可能只策劃過一場展覽但卻發表過大量藝評文章的撰稿人則自稱為「策展人」而非「藝評人」,或者乾脆放上學術頭銜或任何其他身分,但就是不使用「藝評人」。所以,藝評家到底怎麼了?

在某種程度上,消失的藝評人是格林伯格從神壇上跌落的結果,雖說後者的失寵與其說是這個現象的起因不如說是一種徵兆。到今天為止,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造成這個現象的某些因素,其中一項成因,是藝評家賴以建立權威的基礎受到了侵蝕與損害,這些基礎包含價值判斷所根據的「C's」:標準(criteria)、批判性共識(critical consensus)與正典(canon),以及在20世紀後半受到削弱的原創性與進步概念。

如果要說在過往有哪一個概念支撐起了整個批評體系,那就是公正的藝術家能夠在評判藝術時仍能保持一定「批判性距離」(critical distance)的想法。在藝術史上,這個想法正如我們所見,體現在所謂的「二十五年條款」之中,以容許史學家一個更宏觀的歷史視野。(馬歇爾.杜象則是一如既往地特立獨行,將「二十五年條款」應用在所有當代藝術身上,並堅持這些作品已經「完成了⋯⋯因為它們已是藝術史的一部分,然而藝術史並非藝術。」)對於藝評家來說,批判性距離的概念既帶有一種倫理色彩,同時也將藝評家的地位提高至其他藝術同儕之上。

然而,如同我們在惠斯勒與羅斯金的訟案當中所見到的,公正的評論家這個概念事實上是個迷思。以介於藝術史與藝術評論中間的立場,身兼藝評家、作家、詩人與廣播主持人的約翰.伯格(John Berger)以他1972年於英國國家廣播電視(BBC)推出的系列節目《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及隨後的同名著作,改變了我們理解藝術史與藝術的角度。

伯格指出,藝術以及我們對藝術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藝術在什麼樣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脈絡下加以製作並受到理解,當中也包括我們自身所處的脈絡,藉此,伯格從而拉進了藝術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同一年,藝術史家麥克.巴克桑德爾(Michael Baxandall)出版了《十五世紀義大利的繪畫與經驗》(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Italy)一書,同樣強調與我們所處時代相距甚遠的藝術的社會性脈絡與「時代之眼」(period eye)的概念,我們無法如書中所言那般,和15世紀的佛羅倫斯人一樣以「目視測量木桶」的事實,提醒了我們與研究對象所處時代之間的文化距離,以及對此距離所需抱持的尊重。

1980年代,提摩西.詹姆斯.克拉克(T. J. Clark)以19世紀的法國繪畫與社會為主題,發表了一系列具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帶領藝術史從風格分析與象徵物的探討向前邁進至形塑出它們的社會性及政治性脈絡,這個研究進路特別體現在他對愛德華.馬內於1863年創作的《奧林匹亞》(Olympia,現藏於巴黎奧塞美術館)詳盡而犀利的考察。在1990年間,藝術史家葛莉賽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從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的角度切入分析同一主題,將焦點轉至畫中以「『勞荷』(Laure,為黑膚女子之意)作為模特兒」的「另一名女子」。

「忽略這幅畫與東方主義的關聯」,波洛克說道,便意味著「忽略了畫中將黑人女子再現為一位大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現代性,這是一位巴黎黑人、一位巴黎市民。」這名女子不僅被她所處的社會邊緣化,同時也為當時的藝評家與之後的藝術史家——以及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所忽視,就像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簡愛》(Jane Eyre,1847年)一書中「發瘋的」安東妮特.考斯威(Antoinette Cosway)這位克里奧爾女繼承人與羅徹斯特先生的第一位妻子,透過多明尼加裔的英國作家珍.瑞斯(Jean Rhys)於1966年出版的小說《夢迴藻海》(Wide Sargasso Sea)對《簡愛》的反寫,從我們腦海中的虛擬閣樓被「拯救」出來。一切昭然若揭,可以超然地站在藝術的歷史之外向內觀看的幻想早已無以為繼,因為我們是這些歷史的建構者,同時也受其所建構,而伴隨覺察而來的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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