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敏
三一八學運轉眼間已距今九年，邊談邊許多青年對社會關懷的戀愛戀愛起點始於這場運動。關於「參與社會運動」，社運實踐除了籌備活動和前往集會遊行現場，作為種社在個人社群轉貼新聞時事評論、運理更換大頭貼、其前行日常生活配戴象徵物……都能作為抗爭實踐。民主跟著辣台妹從「認同」聊聊愛情與社運的化也緩步神秘交叉。
當我們對議題表態時，邊談邊身旁的戀愛戀愛人們可不一定站在同一陣線，親朋好友間各自站隊，社運實踐為擁護的作為種社立場激烈辯駁，或者為此稍微疏離。運理我們發現彼此的其前行差異（difference），重新認識自己及周遭親友的民主關係，再度定錨自身的身份，並區分出我群與他群——這正是認同（identity）形塑的歷程。本文透過深度訪談爬梳女性社運行動者的經驗。
八竿子打不著？愛情跟社運的交集是「認同」
新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註】，行動者參與社會運動的集體行動時，會連結「個人的生命歷程」與「行動的意義」，並對同樣價值的陣營、其他行動者產生歸屬感。參與社會運動是一段產生集體認同感並反覆思考「我是誰」的歷程。
戀愛，其實同樣是個叩問「我是誰？」的歷程。活在現代化社會的我們，不再依循既有的標準，開始在生活中做各種選擇，諸如選擇自己所愛之人、選擇要不要進入一段關係，藉由各種選擇確立自我的意義。投身社會運動的女生們，則在行動者的認同和愛情的認同之間，找尋兩者的交集。
選擇伴侶時，她們相當重視政治立場 ，伴侶可以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至少要能理解她在各種議題上的價值選擇。因為政治立場不光是政黨偏好的表態，更是背後用來支撐特定政黨背後的價值觀，而雙方價值體系的異同，影響了能不能打造一個共同的世界（即親密關係）。
社運經驗令女性社運行動者看見國家與社會的壓迫，過往的社運行動已鑲嵌在她們的生命歷程中，成為自我認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她們對於社會改革、人權議題、國族認同的價值體系有著強烈認同感。如若伴侶無法尊重她們在議題上的立場，「愛情的認同」與「社運的認同」將面臨激烈衝突，個人主體性受到威脅。
政治立場成為一個重要的篩選機制，讓女性社運行動者在感情中依然能保有自主性，同時確保關係中的兩人能夠表白想法、共享親密感。
邊談戀愛，邊做社運：戀愛作為一種社運理念的實踐
社會運動的戰場不只有抗爭現場，日常生活也是。女性社運行動者們從消費習慣、休閒活動、能源選擇等，藉著改變生活方式來打造理想的社會。戀愛的日常，自然不會脫離生活風格運動（lifestyle movement）的實踐。
好比說，平時伴侶的閒談，女性社運行動者會多加著墨在社會運動和政治時事上，交換對議題的看法，雙方腦力激盪。同時，「議題」因為社會不斷變動而永不止歇的特性，為伴侶生活注入活水，毋須擔心無話可聊。更甚者，親密關係還能促使行動者更寬廣地思考社會運動、找到更有效的推動方式。
她們和伴侶出遊時，常會考慮前往重要的抗爭地景和歷史景點。像是反美麗灣運動正熾時，女性行動者和另一伴會造訪台東的杉原灣，社群媒體上拍照打卡增加議題曝光度，藉此展現持續關注議題的企圖。這些女生也時常與伴侶捐款給NGO，或是購買NGO的議題小物給伴侶，同時達到關注特定議題和伴侶互動的需求。
「我是不是不夠女性主義？」民主化親密關係的鬥爭
女性社運行動者們有一套理想中的親密關係典範，源自社運經歷：她們在乎性別正義的落實，看重關係裡的溝通與協商，並不時反思愛情跟自我認同的關係——「我是不是不夠女性主義？」成為許多女性社運行動者面對親密關係時，內心徘徊不去的叩問。
社會運動雖然追求特定群體所認定的「公平正義」，社運團體內的女性壓迫依然幽微存在。
像是，社運圈偏好邏輯、理性、客觀的言說風格，且男性的發言頻率遠高於女性。若女性要奪取發言權，必須將自己的言說風格打造成極具陽剛色彩的方式。同樣是「語氣加重」的行為，在男性身上是堅毅肯定，在女生則是需要冷靜、不要激動，然而語氣不夠尖銳又無法受到重視，陰柔氣質備受打壓。此外，社運場域不乏男性行動者嘴上說著性別意識，私下則議論影射著女性所握有的權力和「性關係」的關聯。
投入社運的女性行動者，不免在參與過程感受到女性的從屬地位，因此將對性別正義的關心順序往前移。
從親密關係／社運工作裡的性別分工，她們覺察到當中的不公平，進而能在感情裡嘗試向伴侶溝通出更平等的做法。然而，即使女性社運者深諳浪漫愛維繫著女性臣服男性的性別權力關係，只是長期的浸淫，不免讓追求平等關係的過程充滿猶疑。
有時，女性行動者對外高喊著平等，關上家門後卻是家務勞動「理所當然」的主理者，被伴侶以浪漫愛的想像合理化她對家務勞動的奉獻。有些案例中，同為社運行動者的另一伴，卻對女性行動者有肢體或言語暴力的行徑，但社運的共同經歷帶來特許知識（privileged knowledge） 的親密感，可能讓人認定對方就是靈魂伴侶，削弱反抗的力量。
即使女性社運行動者想對外求助，長期在社運場域建立的進步女性形象，反倒變成絆腳石，唯恐被譴責「不夠進步」，讓她們選擇自主噤聲。受暴的事實公諸於眾，彷彿嘲諷著主張女性主義及性別平等的行動者，在追求正義上竟如此無能為力，擔憂他人的評價將重創她在社會運動上的成就與自我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