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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巴勒斯坦朋友(下):以色列警察開槍殺死他,但連這股悲傷都變成了一種禁忌

文:羅伊・柯恩(Roy Cohen)
翻譯:劉達寬

  • 我的巴但連都變巴勒斯坦朋友(上):身為以色列公民,他堅信自己的坦朋雙重身分可以引領這兩個世界

和平協議簽署後的十年間,情勢迅速失控。友下

希望阻止和平進程的色列殺死右派份子於1995年刺殺了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協議簽署的警察禁忌七年後,工黨的開槍新總理巴瑞克(Ehud Barak)決定,如果他無法在一年內達成和平協議,這股那其他人也不可能達成。悲傷在2000年7月的成種聲明中,他指出,巴但連都變巴勒斯坦方面「沒有夥伴」,坦朋重申了以色列激進派長期以來的友下反妥協立場:猶太人無法信任巴勒斯坦人。

數個月後,色列殺死右派政治老手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造訪了耶路撒冷的警察禁忌阿薩克清真寺(al-Aqsa mosque),那裡也是開槍猶太人的聖地聖殿山。夏隆知道自己出現在那裡,將會激怒穆斯林領袖,並鼓動人們保護耶路撒冷。夏隆的顧問在事後的檔案中表示,他們試圖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以及博取媒體關注好影響選舉。

2000年9月28日,在夏隆數小時的造訪後,許多巴勒斯坦抗議者走上街頭,有些人朝這些政治人物的隨扈扔擲石塊。

在短短的48小時內,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升級為封鎖街道、縱火,以及對猶太人發動零星攻擊。他們遭到警察的武力鎮壓,高層命令使用橡膠子彈、實彈和狙擊槍,對平民實施前所未見的武力升級。

新聞拍到一名巴勒斯坦人問一位狙擊手:「為什麼要攻擊我們?這裡不是占領區,我們是市民!」這些話反映出了人們見對國家安全部隊使用真槍實彈對待平民時的震驚情緒。

2000年10月1日,三名年齡介於18至23歲的巴勒斯坦裔公民被射殺。隔天,在阿希爾的家鄉外有一場集會。當時阿希爾只有17歲,身穿他的「和平種子」T恤,走向抗議人群。他的父親也在現場,他說阿希爾與人群保持了一段距離,也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突然間,一輛警用吉普車衝入現場,四名警察下車。當時警方常常使用對付個別抗爭者的手段來殺雞儆猴。一些警察後來作證聲稱阿希爾獨自一人顯得可疑,我更傾向認為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才讓他更容易被鎖定。

那些警察朝阿希爾跑去。他試圖逃跑,但警察追了上去,其中一名警察從背後開槍擊中了阿希爾。接著他們又射中他的脖子。阿希爾面朝下倒在地上,當他躺在地上流血時,警察們卻離開了現場。當阿希爾的堂哥跑到他身邊時,他聽到阿希爾說:「他們殺了我。」

當「和平種子」的區域主任奈德・拉匝祿(Ned Lazarus)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正站在阿希爾和我曾一起過夜的沙發旁。奈德說:「阿希爾死了」。

「啊?」我說:「不,你一定搞錯了!」

無論奈德說了什麼,我只聽見悶悶的回音。那個反抗權威、希望成為雙邊領袖、敢在眾人面前脫掉自己的衣服來逗樂大家的17歲男孩,我的朋友。離開我們了。

在當年的10月,有13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殺害。其中12名是以色列公民,還有一位是從加薩來以色列工作的。此外,還有一位猶太-以色列受害者,在他開車經過巴勒斯坦抗議者聚集的橋樑時被石頭砸死。這些事件標誌著第二次起義的開端,這段充滿暴力的時期持續了四年半,造成約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約1000名以色列人喪生。

這些自2000年10月開始的事件對許多以色列社會的人來說,意味著和平協議只是一種幻象: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並不願意與猶太人和平共處。國家提供的安全保障也變得脆弱不堪。槍枝店鋪的銷售急劇增加。同時,在10月7日,黎巴嫩組織真主黨綁架了三名以色列士兵,其中一位被綁架者來自提比里亞。他家鄉的猶太人上街毀壞阿拉伯人的商店,並在一座清真寺縱火。

在我所就讀的猶太中學,我感覺沒有人想聽我談論關於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阿希爾死去的故事。即使是那些愛我的人們,也很難與我討論這個話題。

有一次我實在希望有人能跟我聊聊,當時我17歲,我帶著一份刊載阿希爾照片的報紙前往一家酒吧,希望有人會提起這個話題。其中一位朋友確實問了一些問題,但這段對話很快就結束了。因為阿希爾是被警察所殺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公開討論這個話題變得非常政治化。在那個時期,談論阿希爾的逝去和我的悲傷都變成了一種禁忌。

在晚餐時,我曾和家人提起阿希爾的遭遇。我敬愛的姊夫問我:「為什麼你覺得他被射殺是無辜的?」我姊夫的家族與我母親一樣,都是來自阿爾及利亞,他們是在20世紀中期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逃出的猶太人。

我們的父母來到以色列,是因為這個國家承諾為猶太人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如果我們承認有一位巴勒斯坦人被警察非法殺害,那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可能是不正義的侵略者。這也意味著我們——我的姊夫、我,以及我們在以色列的猶太社群——或許不再是正義的一方。

然而,阿希爾是我的朋友,我的困惑很快轉變為憤怒。我當時情緒激動,猛敲桌子,向姊夫怒吼,因為他竟然可以如此隨意地懷疑一個他從未見過的人。在那一刻,我並沒有退縮,但在那之後,我只會在讓我有安全感的人群中談論阿希爾。我變得更加保守,也更加謹慎。

當我在猶太社群中仍在掙扎著如何談論這些事件時,受害者的家庭正在為他們孩子的死而抗議。阿希爾的父親在電視新聞的鏡頭前,重演他兒子如何被追逐和槍殺,我在YouTube上觀看了那個場景無數次。當我第一次看到那段影片時,我想著阿希爾在最後那段時間是什麼感受,他一定非常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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