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鳳儀、美國苗華川
《姊姊》的女孩起心動念
2016年，我在洛杉磯就讀美國電影學院（AFI），導演打動到提的世即將面臨碩士畢業製作短片提案。與製影可有愛該學院的片札畢業製作出名地昂貴，因為規定必須以工會規格製作，記希界裡並且要在洛杉磯方圓三十英里範圍以內拍攝。望這考量到高昂的個劇製作成本，我很清楚這很可能是本這部電最後一次拍電影。抱著這個心情，醒們我選擇花一整年回顧九零年代末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移居美西的活個經歷。
《姊姊》透過一只蝴蝶髮夾所引發的美國姊妹爭端勾勒在美華人生活下所隱含的張力。《姊姊》的女孩許多元素在《美國女孩》裡都有重現：如剪髮的儀式、身份認同的導演打動到提的世母題、以及九零年代的與製影可有愛流行元素等。同時《美國女孩》也延續《姊姊》的寫實精神及第三人稱親密觀點，期以細密的筆法與人物保持既客觀又親密的關係。
與李冰合作：從母女故事到家庭劇
研究所同窗的李冰在短片《姊姊》即扮演劇本顧問，《美國女孩》是我們首次以共同編劇身份合作。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從回憶的亂絮中爬梳理路，在看似無關的事件中找到因果關係與戲劇伏流，再盡可能不著痕跡地將日常「還原」給觀眾。
《美國女孩》的初稿完全從女兒梁芳儀的觀點出發，從不切換至母親或其他家人的觀點，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成長故事。初稿時芳儀的雛形已然完備，然而因故事觀點限於其主觀視角，因此敘事易流於片面。
我跟李冰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儘可能地為每位家庭成員進行「平衡報導」。前期諸多版本的嘗試大抵都是在拿捏母女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絕佳平衡點。扼要地說，劇本從初期的成長故事緩慢地朝向母女故事發展。
青少年成長故事中的角色時常是「被動的」，劇情的推進仰賴他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出反應。例如芳儀是「被」帶回台灣、「被」送入女校，大部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被迫的」。
芳儀雖然有主動表達想要回美國的心願，但是她的年紀（劇本設定為13歲）限制她能夠積極朝「回美國」這件事情努力的機會。反觀母親莉莉這個角色相當積極主動。當年是她帶姊妹倆去美國，五年後也是她因病帶她們回台灣。從戲劇理論的角度來說，主動且有積極目標的角色較容易書寫，而被動角色書寫難度相對較高。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曾一度為是否嘗試以母親觀點敘事而反覆拉扯。
母女故事直到第五稿才算初步成形，此時我和李冰發現若要更立體地深化母女衝突，勢必要增加父親以及妹妹在家庭中的份量，從旁烘托莉莉與芳儀的心境。家中每個角色都脫胎自我的家庭成員，其中較大的異動是我和親妹妹只差一歲，但在劇中為清楚區別姊妹視覺年齡差異而改動成差三歲。
第五稿至第八稿，李冰與我將焦點放在完善父親梁宗輝的角色。同時我們也花費許多力氣側寫妹妹梁芳安，斟酌她時而天真、時而超齡的家庭觀察。截至第八稿，故事又悄悄地從母女主線自然地發展為一家四口的家庭劇。
書宇的加入：深化「死亡」命題
2019年11月完成的第八稿是所有版本場景數及人物最多的一稿，也是嘉欣答應出演時所讀的版本。此時場景數高達125場，遠遠超出藝文片平均的95場。監製林書宇加入後，劇本又起了新的變化。
書宇給我的第一個當頭棒喝，就是指出我偏心父親，這讓自以為客觀的我相當訝異。原來是長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與我之間保有審美的距離，反觀每日相處的母親太貼近我，難免放大彼此的缺點。一直到書宇提醒，我才發現當母女兩人正面對決之餘，時常被戰火無故波及的父親其實也用自己的方式「逃避」衝突，這點最明顯見於梳妝台搬回家一幕。
在第八稿中，莉莉直到劇末才接受化療。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抗拒莉莉接受化療，因為擔憂重心會過份集中在治療的過程，壓縮母女情感主線的敘事空間。然而書宇首次劇本會議就說服我莉莉需要積極接受治療，也鼓勵我深入挖掘自身對死亡恐懼的根源。
「死」是華語文化裡重大的忌諱，也是一次次引發母女衝突的關鍵字。莉莉面對死亡，是被動的。芳儀面對母親，則是積極主動的。兩股勢力糾纏角力、難分難捨。愛恨一體兩面、母女一體兩面、成長與死亡一體兩面。當莉莉的角色深化時，芳儀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深度。
演員與主創團隊：即興書寫
截至2020年底，劇本又歷經六次流變，來到拍攝四週前的第十四稿。第十四稿的重要更動是為每個場景附註日期，依據當年SARS的重大紀事重新調度場景次序。增添日期的主要原因最初是為回答嘉欣關於角色心路歷程的提問，同時也讓攝影指導、美術指導與造型指導在前期規劃便能有所依循。
我和李冰的書寫原則就是劇本盡量只提供「事實性的陳述」，刪去一切非必要的裝飾性形容詞或副詞。這種力求文字素樸與極簡對白原則，都是為掌握戲的精神而非形式，留下最大的發揮空間給主創團隊與演員。
在排演與拍攝過程中我會依照現場狀況不斷修訂劇本，透過適度即興捕捉獨屬於這些演員之間的化學變化。也就是說，在排演與拍攝當下，演員也參與重新書寫劇本的過程。
從劇本到後製階段，剪輯與我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對故事最嚴苛的書寫。最後電影刪節拍攝劇本近五分之一。在此特別感謝編輯燕樵讓《美國女孩》以劇本形式與讀者見面，也為李冰與我的編劇過程留下難得的紀錄。
我鍾愛的作家西西與向田邦子，在乳癌手術後雙雙喪失右手的功能。她們沒有因此中斷創作，反而以柔弱勝剛強的信念用左手持續寫作。「無論如何都要寫下去」是她們的信仰，而《美國女孩》也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