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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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篇文章對「道德」的初步討論，接下來要更深地挖掘《比宇宙更遙遠的宙更諸行終點地方》中的哲思狀態。
《比宇宙更遙遠的遙遠有付永遠地方》的核心價值
在被消極的道德觀所籠罩的社會下，小淵澤報瀨並沒有被周遭人對她造成影響。若沒在周遭幾乎所有人都看不起她的麼夢時候，她不以為意地持續打工賺錢。想將周遭人的無法冷嘲熱諷只是使她更加努力的動力，因為她打算對這些看不起她的動畫的地動那抵達人還以顏色。
而本作的比宇核心價值終於被帶出——「實踐的道德」。相對於周遭人以什麼也不做為道德的宙更諸行終點價值觀，報瀨則反其道而行之，遙遠有付永遠以身體力行來證明自己。若沒
實踐的麼夢道德有兩個階段的討論。在報瀨所身處的想將日本甚至是筆者所身處的現實中，總是能聽到許多「…這樣…就是…」等以原則為本的論述。
然而，為何「這樣」就是「如此」幾乎沒有人能明確的解釋。以原則為本的論述假定形而上的理型早就存在，亦即所論述之物早就在形而上世界中有一個絕對真理的理型，故而持此理念者通常習於省略該有的論證，其通常也假設所有人都能理解自己所假設的真理。
實際上的狀況是，普通人很難理解這種僅是以言語描述的道德，這些僅是形式上的東西所產生的影響趨近於零。真理遭遇的狀況正是實例。她因為欽佩報瀨而前去向她表達支持，但相同形式的支持，報瀨其實已經接受過非常多次，對於僅是形式上的支持她也感到了些許厭倦，因此她要真理假日陪她去看船，來了就相信她所表示的支持是真心的。
真理認為自己的言語是對報瀨的一種支持，但報瀨卻要問她為何支持的言語，必然就能作為一種支持，僅是形式上的言語，根本不會對報瀨造成任何影響。同理可證，僅是形式上以言語或規範所描述的道德，為何必然是一種道德？這些原則式的東西對人是難以產生實際影響的。
故此，所謂的道德在將其付諸實踐前都只是文字，是一種偽裝成道德的偽物。所持的信念應當要能付諸實踐，才能使其真正的在對周遭的影響中，將言語的信念化為真正刻印在生命中的真物。
真理在本作開頭，曾提及自己想要在高中時代做點什麼以「改變」自己，她一次都沒有成功。更甚者，她在本作開頭的首次嘗試改變，也因自行卻步而失敗。故而，她所宣稱的信念只是一種形式。而或許是因為她活在制式的生活中過於久了，她也習於以形式化的方式來應對而不自知。
在跟報瀨交談的過程中，真理竟認為她熱切的言語就能作為對報瀨的支持。直到報瀨向她提出邀約的那一刻，她才驚覺自己的問題所在。報瀨向她提出的「被相信」的條件，無疑是使她開始反身性思考的起點。就像報瀨向她要求的那樣，她應當要親身實踐，她所說才能真正達到她所謂「支持」的目標。
一直影響她的原則逐漸被思考其背後的意義。不論是她自己還是周遭的人都不斷告訴她「這樣就好了」; 「因為會…所以不要…」。然而，只要遵從這樣的模式活著真的就「好」了嗎？別人告訴她「這樣就好了」，但應是要自己親身去體驗與實踐才知道究竟是好或不好。「因為會失敗，所以不要…」，但她應當親身去實踐這些「會失敗」的事才能知道是否真的會失敗。
報瀨對她的邀請最為重要的影響，是藉著一個與朋友交心的契機，讓真理體認到了所謂的信念與支持都是要親身實踐才算數的。一切事物都不該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原則。依照一個模糊的原則來過活，永遠不會產生實質上的改變，因為在改變之前已經有個絕對的原則在將遵從者嵌入一個框架中。唯有將生命中的所思所想，付諸實踐才能讓生命留下印記。
人的成長不是突然爆炸性飛越，一個人的成長通常都已經是先有相當程度的基底，最後的改變只需要一個小契機。真理在改變之前早就累積了許多想要改變自己的想法，但她總是過於理性地計算自己可能遭遇的失敗。她得以成長的契機是來自一個不理性的、想證明自己的衝動。在跨出決定性的一步後，她以實踐將自己許諾的青春化為現實。
在最後，她和三個朋友藉著踩上南極土地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周遭人「因為會失敗，所以不要…」的想法是錯誤的，她們不只沒有失敗，還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有的話語都該藉著身體力行來使其化為真實。相對於毫不改變、一事無成的人生，親自去證實自己所思所想才使得個體的存在變得有價值，這就是所謂「實踐的道德」。
想要達成夢想的渴望就是一個人的勇氣
光是醒覺是遠遠不夠的。在幾乎全體社會都持消極道德觀的狀況下，嘗試以實踐改變自己無異於跟主流價值對抗。以現今盛行的自由主義脈絡來看，每個人都是理性且自主的，因此能夠自由的選擇意欲的事物。
但日本的文化脈絡與自由主義價值觀所盛行的地區稍有不同。縱然強調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擴張而愈加普及，但日本卻仍保有極強的集體性。日本集體主義的形塑由來已久，而在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了放大。在二戰後期惡名昭彰的神風特攻隊就是最佳的實例。
所謂的神風特攻隊，所指稱的是以飛行員駕駛裝填炸藥的飛機衝撞敵方船艦的自殺攻擊。這是會導致飛行員直接死亡的行為，以正常人性求生懼死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行為應該沒有人想做，但當時卻有大批青年趨之若鶩。這種看似反常的行為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卻是再自然不過。
對於二戰時期的民族主義脈絡，從一種角度來看可說是官方民族主義的運作模式「…掌握對「民族想像」的詮釋權，然後透過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眾效忠，鞏固王朝權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