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希拉・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
赫魯雪夫時期
即使赫魯雪夫不是蘇聯像人們常主張的那樣，是簡史見上擊日漸受後史達林時代改革的發動者，他仍然是赫魯個精力十足的創新者，曾帶領蘇聯走過它經濟最成功的雪夫宣傳信仰歲月。在整個一九五○年代，太空「國民生產毛額」每年成長近百分之七，宇宙迎反觀美國是帝打到歡少於百分之三（但蘇聯「國民生產毛額」的基期當然是較低）。
一九六○年的宗教工業生產量幾乎是一九五○年的兩倍和一九四○年的四倍，農業生產量也是蘇聯向上走。到了一九六二年，簡史見上擊日漸受有超過一半蘇聯人口是赫魯住在城市。成人識字率在一九二○年代中葉只有五成多一點，雪夫宣傳信仰現在則接近十成。太空
現在都市居民和甚至鄉村居民都有了新的宇宙迎消費商品可買：到了一九六五年，有百分之三十二家庭擁有電視機，帝打到歡百分之十七家庭擁有冰箱，百分之二十九家庭擁有洗衣機。平均壽命在一九二○年代中葉低於四十歲，二十年後是六十五歲，落後美國已經不是太多（美國在一九二○年代遙遙領先）。這是蘇聯歷史上唯一一次，「蘇聯很快會趕上、超越西方」的論調（赫魯雪夫就是這樣大聲主張）有可信性。
做為改革家，赫魯雪夫的強項是志向遠大。他的行政管理經驗是在史達林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高峰和一九三○年代早期的文化革命中養成。他設法要重新恢復兩者的精神。例如，他雄心勃勃的「處女地計畫」（設計來開墾哈薩克大面積的土地以種植穀物）不只是要靠國家的大規模投資推行，還是要靠喚起年輕人的熱忱和冒險精神。在赫魯雪夫看來，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要這樣建設法。
就像他在退休後所寫的回憶錄中帶點憂愁所說的，他從來沒有忘記一個運動的「歡樂和興奮」向他顯示「只要得到人民的信賴，我們的黨可以有多大力量。」赫魯雪夫時代鼓勵的草根參與的另兩個例子是地方層次的「同志法庭」和自願的「人民志願糾察隊」（類似蘇聯版的「居民聯防」）。共產黨黨員人數從一九五四年的略少於七百萬增加到一九六四年的一千一百萬─仍然以男性佔絕大多數，但女性也緩緩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一。
當然，「人民志願糾察隊」也可能轉變成霸凌不從眾的人的工具，而赫魯雪夫的「參與社會主義」包括了一些打擊「社會寄生蟲」的運動（「社會寄生蟲」是指那些不工作、靠著在灰色經濟邊緣討生活的人）。忠於他年輕時候的文革精神，赫魯雪夫也扭轉了大戰後對宗教較歡迎的趨勢，下令關閉教堂，騷擾神職人員，在大學裡設立必修的「科學無神論」課程。
在鄉村的層次，宣傳人員指出宇航員現在已經可以飛出太空，而他們沒看見任何上帝的跡象。「救主基督大教堂」本來矗立之處（在一九三○年原擬建一座蘇維埃宮未果）被改建為一個一年四季開放的戶外泳池，冬天有用蒸氣加熱的溫水供游泳。
在赫魯雪夫看來，蘇聯是工人革命的產物，而他從來沒有失去對工人和農人的認同。在一九三○年讓他能夠入讀工業學院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政策早已經從蘇聯本部消失（在東歐和在一九三九年兼併到蘇聯的領土則仍見得到一些），然而赫魯雪夫覺得它們是好政策，想要恢復過來（此舉讓教育專業和知識分子感到惱怒），但只獲得部分的成功。
小學教育在一九三○年代已近於普及化，而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中學教育以跳躍速度擴張。在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九年之間，十歲和以上人口中有過部分小學教育的人的比例增加了兩倍多，這個比例在下一個普查間隔期期間繼續增加，以至於在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年之間，二十到二十九歲有讀過中學的人增加了一倍，達百分之五十三。
蘇聯本來就一直有志成為福利國家（儘管從來沒有用這個詞語），而在赫魯雪夫主政的時期，這個夢想開始成真。當英國經濟學家亞歷山大．諾夫（Alec Nove）在一九六○年提出「蘇聯是個福利國家嗎？」一問時，它在蘇聯學是個新問題。諾夫的回答是「沒錯」，列舉出蘇聯的各種福利做為證據：老年年金和殘廢年金（兩者都在一九五六年一次改革後提高和普及化）、疾病和生產津貼、有薪假期和削減工作日（包括恢復被革命廢除的不用工作的「週末」）。在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年之間，領取老年年金和殘廢年金的人數從一百萬增加至一千四百萬。
赫魯雪夫最雄心勃勃的社會福利計畫是在提供都市住房方面。自從一九二○年代起幾乎就未見建造過新的住宅建築，所以都市人口都是擠在擁擠的公共公寓裡。如果是學生和剛從農村來的單身工人，則分別住在宿舍和營房。赫魯雪夫發動了一個大型的建築計畫，利用預鑄的材料蓋房子，讓超過一百萬人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五年間可以住進新建的公寓。
這種無處不在的五層樓樓房被渾稱khrushchoby（Khrushchev〔赫魯雪夫〕和trushchoby〔貧民窟〕的合成詞），它們如雨後春筍般在新的「微型區」冒出，原定有新建的商店和交通系統做為配套，但起初很多都欠缺。不過，一百萬個家庭現在有了自己的廚房，夠幸運的話還有供父母和子女睡的單獨臥室。
圍坐在廚桌四周（換言之，是跟家人和朋友在一個私人空間中互動）可以做為赫魯雪夫時期的一個象徵，因為它讓西方所謂的市民社會可以出現─市民社會是一個分離於國家而讓公共意見可以成長的領域。同樣有助這種成長的是現在人們有了出國旅行的有限機會（史達林為了把西方文化和間諜擯諸門外，曾經緊閉邊界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只有不到五百萬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工人（勞動力的百分之三），但到一九五九年，這個人數已達八百萬，到一九七○年又到達一千五百萬（勞動力的百分之六），而且繼續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