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82年，台灣結束在台中的劇場即使中興大學的外文系學程，繼續北上延續波希米亞式的導師誕辰的武文青歲月，考上的姚葦也影是藝術碩士班的戲劇組；就在那時，成了姚一葦老師的先生響最學生。作為治學嚴謹的百歲白色老師的學生，回想起來，恐怖只能以在寫作與閱讀的創作長久顫動線上渡過研究生浪跡生活，作為自身的台灣寫照。
現在，劇場即使特別回首當初和老師的導師誕辰的武相遇，有一種在漫漫長河上航行，姚葦也影經過幾處印象深刻的先生響最渡口，獨留一位孤寂身影，百歲白色在風平浪靜時刻的恐怖印象。
畢竟，老師在課堂上談的是康德（Kant）的美學論，另有時間涉及的，則是他在當時戲劇界一片西化論下，相關悲劇與悲壯的辯證。這兩件事，我在和老師學習時，留下深刻印象。日後回想，究其原因，不外老師的教學，興起了學生對於戲劇原理的啟蒙。
然而，1980年代，窗室內安靜的燈下課業言談，卻難以恆久地讓一顆不安的靈魂，持久安頓下來。那些，夜裡騎著機車或搭乘公車，在華燈初上的台北街頭，探著夜色下徘迴於興隆路口街燈，前往老師家上課的路徑，至今記憶猶深；也因而在追趕老師美學理路的道途中，不時因窗外街頭運動的激盪，讓白天的激情取代了夜晚的學習與進修。
印象深刻。有一回，姚老師終而折了好幾個彎，和我談起他所熟知的布萊希特（BRECHT），並要我去深究戲劇中「疏離效果」所謂何來。很後來的一些旁敲側擊地觀察，才得知老師是借題發揮，一心透過一位戲劇革命家向我訴說他內心對於世界改造的真知。
回去認真地閱讀一兩篇相關布氏的戲劇理論分析後，我於是在老師家那張用來教學的大書桌前，懵懂地問：「布萊希特是社會主義者，這和戲劇的關聯是什麼？」向來都會因覓得知識奧秘而微笑的老師，這時，突而收豎起笑容，自在地回到嚴肅的戲劇與美學話題本身。
我似懂非懂卻也終於懂得老師那麼純粹地談論著康德的道理了！然而，我真得懂嗎？卻不盡然。只是知道這和我每回去上課時，客廳牆上掛的一幅書法，是魯迅的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但，老師偶而提及中國現代文學時，提的都是周樹人三個字，卻絕口不說魯迅。那時偶聞，教書前的他，曾遭遇過政治問題；卻因他審慎的生活與思想態度，不再去深究。於是，便也這樣，買足了老師的著作，閱讀了老師交代的論述，帶著某種讀書不求甚解的浮躁，和老師道別了！
1997年，老師過世。我在陳映真先生寫的一篇紀念文中，閱讀到這樣的對話。
「先生談到魯迅的晚年不能不擱置創作走向實踐的時代的宿命。但即使把作品當成武器，創作也是最有力、影響最長久的武器。」先生說。我激動著，卻沉默不能言。在那荒蕪的歲月，這樣的對話，已經是安全的極限。
上述文脈中的我，是映真先生；提到的先生，即是姚老師。我開始漸漸從頭明白起，老師為何在我激切於街頭狂飆的那些當下，用心良苦地和我談布萊希特的戲劇種種，卻又刻意避開作為社會主義信仰的布萊希特。
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他早歲年輕於廈門參與過學運，又在肅殺氛圍席捲的1950年代，曾經被送往綠島待過短暫的一段歲月，有著令人深思再三的密切關聯吧！
作為從大陸來台時，已經因碰觸過馬克思主義，也沿襲魯迅文學傳承的他，因著一場鋪天蓋地的白色恐怖而捲進激進的狂潮中。激流退後，埋在深心的是：嚴謹自習中的治學，收斂紅色的浪濤於劇場的創作與美學理論中。
長河，平靜渡口的這張身影，身後掀起的卻是陣陣翻攪的波瀾；只是，這身影一向地平靜，且泰然化做常掛嘴角的微笑，直到文化冷戰溺斃人心的1960年代，漸次寫出了後來備受矚目與討論的劇作。其中，最為受到關照的應是《紅鼻子》這部。
我總以為，《紅鼻子》有意從德裔社會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名作《四川好人》取經，將寓言視作為現實的另一種翻版，進而提升並思索現實的人性問題；然而，我們見到的劇作表現卻幾乎南轅北轍。
在《四川好人》中，布氏以遍佈的壞人，來包圍一個被神明中選的好人，像是在凸顯人性之惡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某種必然結果：好人或者新社會的新人，必歷經鬥爭的歷程得以彰顯其價值。
然則，在《紅鼻子》中，事情卻變得簡單多了：一個半生被安逸的生活豢養的男人，有朝一夕，得以伸張他生命理想價值的寓言 ，卻是不斷地以戴上紅鼻子的面罩，作為假面孔。藉此，因而有了神性；因而得以經由以犧牲作為待人處事的德行，而展現人道救世精神。
無論是《四川好人》或者《紅鼻子》展現人的德行，都是戲劇作為一種改造現實契機的可能。然而，辯證德行存在與否的方法與途徑，卻截然有別。如果，僅僅以戲劇表現手法來看待兩者之間的差異，當然得以比較；卻也易於在作品論本身，失去社會在辯證發展過程中，劇場如何表現文化樣貌與行動狀態的問題。
這個問題，提到1960年代的島嶼台灣，是一種具備國際冷戰格局下的特殊狀態；一旦，這樣的狀態被忽略了，便也失去一葦先生寫作《紅鼻子》一劇時，所面臨的客觀處境。
人們或許一定會質疑地問：劇作家在何種時代身處的境況，當真對其創作有如此關鍵性的影響嗎？這個提問，普遍地回覆，可以說：「時代對創作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然則，在文化冷戰鋪天蓋地形成的1960年代，卻不僅僅是創作的影響所能全面涵蓋；這其中，另有相關政治壓殺嚇的左翼記憶，在一片全然反共環境下的噤聲，如何從距離1960年代前不久的1950年代，形成島嶼暴烈的政治扼殺，並內化為人在提筆寫作時，面對白紙黑字不得不然的自我修整與剪裁。這便是一個具備人道價值觀的劇作家，當年，在嘗試走出反共教條「偽寫實」戲劇時，必然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