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胤毓
存在過的綠色牢籠人事物
在《綠色牢籠》的世界中，若我們要探討「在礦坑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埋藏嬤的嗎根本問題，則我們必須圍繞在主角橋間阿嬤身上——整部片都建立在她的於沖憶橋回憶之中。然而這就是繩西詭妙之處：我們如何建立「回憶」？回憶能以影像被建造出來嗎？作為一個非主觀者的角度，我們如何觸及一個私密的表島、過往的礦坑記憶空間？
這是一件甚為困難的實踐過程。在二○一四年至二○一八年緊密拍攝橋間阿嬤的灣記這幾年之中，我除了與阿嬤建立強大情感連結，間阿建造支撐我拍完這部片以外，回憶和阿嬤之間確實也有過一些不信任與疏離的像被時刻。可能就像談戀愛一般，出來總有忽冷忽熱的綠色牢籠各種時期。這些微妙的埋藏嬤的嗎細節與距離感，竟總可以反映在影片素材之中——這真是於沖憶橋影像的魔力。
還記得二○一四年至二○一五年間，繩西我首次帶著這案子到處提案時，「歷史」本身的重量是大過阿嬤本身的——意即我們是利用阿嬤作為理解歷史的媒介，透過她的眼睛看見一個大歷史框架。然而我們的攝影本身卻是背叛這個距離的：我們親近、貼近阿嬤的空間——那座白浜的獨居老房，那個充滿回憶的空間，更是一個以阿嬤的氣場所封閉起來的電影空間。
我在這裡面嗅到了一部電影的氣味，一個足以建立一種世界觀的影像空間，就在這座道路盡頭被遺忘的台灣式老房之中。我被這種「濃重感」吸引，淹沒在這樣的小世界觀裡。當我在二○一五年柏林影展新銳營的「紀錄片工作站」中提案時，我花了一些時間解釋這個空間裡的濃重感。那可能甚至是有點儀式性的，提醒我一個牽扯了殖民與帝國之間的大背景敘事中，可能殘留的某種「永恆不變的廢墟」。同時，這也是某種時間靜止於某處的「空洞感」。至於片名《綠色牢籠》，則取自三木健對於西表礦坑的整體總結，又影射了這個老房空間中所承載的阿嬤人生的回憶牢籠。
然而隨著這個空間終究不是礦坑的事實，以及阿嬤究竟自己有沒有「想要訴說祕密」的動機，這部片在提案過程中也遭受許多質疑——質疑其疏離感是否因於利用阿嬤的歷史資訊價值，又或者其親密感是不是一種刻意的、有目的之行動。畢竟這部片終究是一段我與橋間阿嬤的對話，而不是橋間阿嬤的坦然自白。
接下來要認清的事實是：阿嬤的回憶敘事是什麼？核心問題是什麼？換句話說，阿嬤在這部片的「參與」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盲點，更是許多紀錄者不願正視，卻如影隨形的重要問題——你所拍的這部片，對於被拍攝者而言，有何意義？對於世界而言，有何意義？兩者之間是否能達到一個平衡，又或者必須像是潛入敵營一般，取得自己所需之素材，然後完成一部與被拍攝者不相干的「作品」？
以我的概念，我會認為這是一個倫理問題，而不是一個絕對影響作品誕生的問題。但即使如此，對於被拍攝者的「叩問」——一計響鐘、一個隱喻、一聲鳴喊，一個紀錄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對話」，必須呈現出來，否則只是單純的間諜臥底影片罷了。
《綠色牢籠》就在我與阿嬤之間的關係的擺盪，在作品的角度與立場拿捏，欲形塑的影片類型與氛圍之間，摸索前進著。我們屢屢在尋找影片核心之時，重新審視自己所站之處，是否已經足以看見整部片的樣貌，這也是拍攝紀錄片最有趣的地方。
我想，二○一八年上半年橋間阿嬤過世之時，我才終於看見了整部片的輪廓。阿嬤離世所帶給我的衝擊與失落，化為一種勇氣，必須把這部片以某種更為勇敢無畏的方式面世。不只是把被遺忘的歷史陳述給觀眾的、那種歷史紀錄片般廣為周知的取向；也不是如人物紀錄片，將主角的一生細細描述、鋪陳，那樣傳記式的整理爬梳。不，這部片必須是情緒性的，是圍繞著阿嬤的情緒，就像一聲怨嘆、一聲呼喊、一個步伐。這部片若只能呈現一件事物的話，大概就是一聲阿嬤的嘆息。然而這聲嘆息，足以承載所有大時代下被遺留的人「其後的人生」，觸及更巨大的社會變遷下被囚禁在某個時空中的人們，如何哀嘆其生活。
我在二○一九年參與了捷克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新銳製片人」工作坊。在活動中，每個人都必須選擇一個關鍵詞作為自己所相信的紀錄片創作理念，而我選擇了「memory」這個詞。我想，如果紀錄片能透過影像空間觸及「回憶」所影射出的真實，無論是情緒或想像，那紀錄片的定義將不再是「紀錄真實」，而是「觸及真實」。
《綠色牢籠》透過橋間阿嬤所觸及的回憶真實，不只是阿嬤的家庭記憶，而是透過阿嬤的人生與重現、歷史資料畫面所連結到的更龐大的集體回憶：阿嬤的回憶、楊添福的回憶、礦工們的回憶、島上人們的回憶……。消逝而去的過往回憶被丟進歷史裡，這些一拉一扯所留下的痕跡，紀錄者所記錄下來的，仍舊是一個「存在著（過）的事實」。
口述、事實、回憶、歷史檔案影像聲音，還有這個拍攝的空間，最終指向的「存在」，除了所有存在於影片之中的人事物以外，還有我與攝影師駿吾的存在。
在阿嬤過世之後，我們訪問了那些在阿嬤生活周邊的街坊鄰居，採集他們對於楊家或是白浜村莊的集體回憶。我大概就是想要獲得一些「阿嬤曾經存在著」的事實感吧。與楊家一樣，自戰前就一直居住在白浜的F家族（第一章中曾提及，會叫阿嬤「楊家姐姐」的那家人），也提供我一些重要的事實。像是戰後數十年間，時常在村中的各個角落看見礦工或其家族的幽靈遊蕩出沒，直到近二十年來才不再見其蹤影。其回憶的細節中，甚至能把幽靈的樣貌與型態鉅細靡遺地描述出來。令人震驚，卻又如此稀鬆平常。透過老太太風趣的述說，那樣日常性、不足為奇的普遍記憶，最終也被拼湊進了《綠色牢籠》的記憶空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