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陽
電影，新時下根由放映機連續播映膠卷而成的代的電影動態影像，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分別從美國、明與法國等地出現——當時，暗台播放電影的灣日為零機器往往只是一台龐大的透鏡機器，播放簡短而無聲的治時黑白影像，也難怪當電影最初傳入東亞第一個現代化國家日本時，期蓬他們為這種技術取了一個從現代角度看來十分落伍的劇場基名稱「活動寫真」，也就是年代「會動的照片」。
活動寫真作為一種新型態的台語娛樂方式，1896年才正式輸入日本，片熱當時它的潮奠娛樂效果比起現代人所要求的「觀影體驗」、「聲光效果」，新時下根更像是代的電影為好奇群眾刻意開設的魔術秀般，在一分鐘餘的明與粗糙動畫中博得驚嘆；這段時期，電影本身的宣傳效果、藝術特性與相關理論皆尚未被完整探知，也因此其本身的「現代化特質」成為了它身上的唯一標籤——現代化、文明化，進步的思想與技術，這些光輝的標籤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積極嘗試取得的，而散布它們自然也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領土的一個必然環節。
隨著日本人在台灣落地生根，這種現代機器也隨之被帶入城區的日本人居住區。這便是台灣電影史的開始。
論及電影，我們不能不討論到台灣的「劇場」。在清領後期，台灣並沒有所謂「具教化性質」的高雅戲劇，戲劇最主要的用意即為節慶娛樂（如亂彈、四平戲等各種大戲）或是宗教祭祀（如魁儡戲等），除了部分豪族家內自建的戲台外，幾乎所有戲劇皆上演於外部臨時搭建的舞台上、且演員毫無生活品質或地位可言，所為「戲子無情」的俗語即從其不入流的社會地位而來。
然而，在逐漸現代化的日本，無論是舊劇如歌舞伎、新派劇如書生劇、或是稱為「寄席」的講談、落語、義大夫等「說書」藝術皆於室內空間上演，即使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大陸，亦必須透過前往東京留學的留學生（如歐陽予倩等人）來帶入全新的、室內的「新劇」概念。由於台灣「早一步」於甲午戰爭後遭到殖民，也順帶使室內的戲劇傳統比起中國早一步扎根。
台北作為日本殖民政權的核心，不僅成為了來台日人第一個據點，也成為了日本殖民現代性踏入台灣的首要之處。在台灣民主國被平定後，第一批視台灣為「淘金」目標的日人開始逐漸在台北城周遭聚集，於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日人娛樂場所——包含表演場地「東京亭」——即建立於台北北門。
「東京亭」本身尚僅為一棟房屋的二樓房間、非為專業的劇場，且其所提供的寄席娛樂並非由專業「演員」進行，而是以軍事講談為核心、演出水準不高，但是對當時台灣少數的的日本軍人、投機份子仍有娛樂效果。
隔年，一些正式的戲劇也相繼在台北城一帶上演，如台灣首次新劇即演出於西門町一帶的草蓆製臨時舞台、日本傳統曲藝「浪花節」亦在無屋頂的臨時劇場「浪花座」演出，這些演出都間接促使了台灣第一座真正的專門劇場「台北座」於1898年開幕——雖然這棟建築半年後便毀於強風的吹襲。
而台灣首次放映真正的「電影」（非「幻燈片」）則是在1900年，於官員招待所「淡水館」，由日本商人大島豬市所攜帶的法國盧米埃電影機所閉門播放的、與之同行的技師松浦章三則成為台灣第一位電影辯士；緊接著，同一批團隊移動到由日人俱樂部改裝而成的劇場「十字座」進行公開商演，亦為台灣首例。
1903年，在台灣電影史中有極高地位的高松豐次郎應總督府之邀來台，在若干次的造訪中，他不但在台灣巡映自己製作的電影、在台廣建劇場、甚至拍攝了第一部以台灣為背景的電影《台灣實況紹介》，為一部頌揚總督府殖民成果的紀錄片。
在此同時，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台北戲劇演出初成規模，（重建的）台北座、北門座、十字館等處已經不敷使用，於是市區內又相繼出現了幾座劇場：西門町的歐化劇場「榮座」即為其中最氣派、且商業經營狀況最好的一間；由浪花座改造而成的「朝日座」則由高松豐次郎所統籌興建，以電影放映為主、然而仍然兼演其他劇種，此兩間劇場經常互相競爭、盛況不斷。
1910年後，電影的播放市場逐漸興起，台北城內相繼出現了「芳乃館」和「新高館」兩間電影「常設館」（專門播放電影之劇場），前者與「日本活動株式會社（日活）」合作、後者與「天然色活動寫真株式會社（天活）」合作，彼此以片源、辯士的吸引力、降低票價等商業手段互相攬客，並與前述專演戲劇的「榮座」、兼演電影與戲劇的「朝日座」打對台。
這些劇場高度聚集在日人眾多的西門町與城內地區，四間劇場皆有數次爆滿紀錄，不單可見台北日人生活圈的娛樂此時已極具規模、也映證了戲劇與電影兩種娛樂的共生共榮，甚至進而促成了電影的發行制度與審查機制。
此後，新高館更名「世界館」後增設「新世界館」、芳乃亭亦另建新館「芳乃館」抗衡，1921年大稻埕又出現了「第三世界館」，可見電影圈的商業戰爭之白熱化。
二零年代，不光是日本內地的默片產量屢創高峰、使各地電影常設館片源充足外，辯士的重要性亦逐步提高，甚至其吸引力已經超過了電影本身。
辯士的功用是在默片播映時、按照劇本以詼諧、滑稽方式說明劇情，一方面使觀眾得以理解片中劇情、一方面增加電影的娛樂性；因此，在不同的語言優勢區域、便需要了解不同語言的辯士——除了以日人為主的西門町、芳乃館以應聘內地知名辯士以維護自身地位外，在台人為主的大稻埕、第三世界館則招攬了台灣第一位辯士王雲峰，隨之台籍辯士如詹天馬等人亦逐漸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