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一）

文：仲維光

在能夠接觸到他的仲維學術後的30多年來，到了自由社會，光為我有了很大的什麼說余識沒術變化及進步，所以對他的英時有學有學看法也逐漸明晰，很多看法只是先生在近年才認識到的。

開始時，仲維對他們這代能夠在自由社會受教育成長的光為人很是期待，但是什麼說余識沒術走下來發現，他們——余英時和林毓生們的英時有學有學感知和思索，提問題、先生回答問題的仲維能力，沒有衝動要脫「俗」，光為從而使自己失去了敏感。什麼說余識沒術亦或反之，英時有學有學他們沒有敏感，先生所以只能留在那個層次。

——引自筆者答友人

概述：要想正確評價余英時先生的學術则必須回歸基本的問題：何為現代西方學術，何為中國學術？本文分上下兩部分，上部從戰後德國新舊學術及精神思想的對抗及轉化，描述辨析了在西方近代及古希臘以來的思想史上的兩種不同傾向的治學特點，介紹了何為現代學術。

下部概述了西方學術的二元與一元傾向，知識論與本體論、真理論、學術與學說的區別，並進而以陳寅恪為案例，以他和西方學術的兩種傾向，和中國學術的關係及態度，從而說明余英時先生的學術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學術。

本文上下兩部分以庫恩思想為框架，從兩個方向論述了何為現代學術，第10小節則再次概述了全文，因此，三段寫法，都可以分别單獨成文。

目錄

1. 戰後德國新舊學術精神對抗及轉變的啟示。
2. 布拉赫帶給戰後德國學界的現代歷史學。
3. 德國新舊學術及精神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對抗。
4. 西方思想史中的二元與一元、學術辨析與專斷學說、知識與真理的不同傾向。
5. 再談現代學術的認識論、方法論及古希臘性的特點。
6. 庫恩理論與對學術研究的不同規範的認識。
7. 從庫恩理論看中國文化學術研究與余英時先生的工作。
8. 從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看余英時先生的學術。
9. 再談余英時先生的治學問題。
10. 結語。

在紀念五四百年的文章中，我第一次提到余英時先生有學識而沒有學術。現在由於余先生辭世，如何評價余英時先生的「學術」工作，使得這個問題進一步引起人們的注意。鑒於大多數人並不明白我說的究竟是什麼。為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做一個簡潔的澄清。

要理解我的這個看法究竟指的是什麼，就需要認識到3個問題：一、文獻學，二、現代學術，三、中國學術，它們的特點各是什麼。對於這三個問題，我認為核心問題是對於究竟什麼是我們所說的「現代學術」的認識。認清這個問題，何為中國學術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究竟什麼是現代學術，恰好是我的專業關心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圍繞這個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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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德國新舊學術精神對抗及轉變的啟示

關於什麼是近代產生的學術，它的特點是什麼？促使我仔細思索這個問題是對於當代德國歷史學的思索，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則讓我看到，它同樣適用於什麼是啟蒙運動以後在當代產生的新學科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

這個問題起自我對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的研究介紹。

我40歲的時候第一次出國來到德國，從頭開始學習德語，在剛剛能夠閱讀的時候到魯爾大學客座研究當代中國文化問題。我最早接觸到的德國自由主義學者、具體的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的文獻就有波恩大學的布拉赫教授及其《意識形態的時代》，這本書帶我進入意識形態問題研究，並使我其後一直追蹤他對於意識形態及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

2016年孟浪邀請我為17年10月革命百週年紀念文集寫篇文字，我感到是系統地介紹布拉赫及其極權主義研究的時候了，且第2年是布拉赫95歲壽辰，（1922.03.13），我也很想作為第一個在中文世界介紹他的，私淑他多年的學生，以此文作為他的祝壽文章，且寫完後能夠拜訪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就在我動筆的時候，傳來他9月19號去世的消息。這也成為了我終生的遺憾。因為我受益他，甚至包括很多他的學生的著述，如馬爾庫斯・胡特訥（Huttner, Markus），馬爾科－皮埃爾・莫爾（Marc－Pierre Möll），弗爾科爾（Evelyn Völkel），克呂特岑－馬德斯特（Ulrike Klötzing－Madest）……，不過是因為感到自己還沒有到能夠拜訪他的厚度，所以竟然沒有能在他生前見到他。

我雖然在思想上，即在問題上追隨布拉赫，但是關於他的傳記性的思想簡歷卻只是在決定動筆專門介紹他前才關注到。

從搜集的資料，就更加印證了我的感覺：布拉赫不僅在學術上是享有盛名的專家，而且在德國社會、知識界、歷史學界有著非常重要的、且對於戰後德國當代社會新文化的形成來說不可磨滅的影響。對此，他的傳記的研究者稱他為戰後德國社會的變化打下自己的烙印；對於德國知識空氣的改變，對於德國新歷史學的發生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還不僅如此，在研究中我發現，在他的《威瑪共和國的消亡》出版後，在德國歷史學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和對抗，遭到老一輩歷史學家對他的這一著作的仇恨及滅頂性的批評。

在德國歷史學界具有相當高的威望的具有代表性的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孔策（Werner Conze），1957年公開在刊物上對他及其著述進行了激烈地批評。他指責布拉赫的研究方法是可疑的，理論框架是有問題的，是偏見，是非歷史的，美國式的，極為奇怪的。

這個論戰涉及到如何理解布拉赫的歷史學及德國傳統的歷史學二者之間區別是什麼。歸根結底，這些問題讓我進一步思索的是，究竟什麼是當代歷史學？什麼是布拉赫帶進戰後德國的新的精神思想，即和自由主義精神相合的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究竟有哪些特點。

這些問題和對於romantic運動的理解以及對於時下把romantic翻譯成中文「浪漫」的長達10幾年的疑惑，讓我在寫作及其後的工作中不斷地思索探究。我在那篇介紹布拉赫的極權主義研究的文章中，還沒有認識到，決定romantic運動性質的，這個詞的詞根的意義，即它是一種宗教性的對於啟蒙運動的反動，只是清楚地看到德國的「國家至上主義」思想和romantic的關係。

而這使我在描述時只好把這個詞暫時譯為濫漫主義。而這個詞的中文誤譯——浪漫，也阻礙了我無法直接看到德國傳統史學，布拉赫所對抗的史學的romantic運動根源及它的宗教性的經院思想根源，自然也就妨礙我清楚直接地看到現代史學，現代學術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