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郁書
- 【書評】《黑暗年代的書評什麼女哲學家》（上）：在納粹崛起的動盪年代，閱讀女性哲人思辨之路
上篇末尾提到西蒙．韋伊和西蒙．波娃曾是黑暗同學，兩人卻初次見面就分道揚鑣。年代女性男性不過其實，哲學作為哲學韋伊和波娃都出身中上階級；韋伊如果餓過，家下家與那也都是不同自願挨餓的。成為中學教師後，書評什麼她每月只留基本工資、黑暗其餘全數捐出，年代女性男性並拒絕父母苦心為她準備的哲學作為哲學食物。
儘管身體欠佳，家下家與她仍活躍參與工會社運、不同為工人講課，書評什麼營救流亡同志（父母出錢出力）、黑暗到工廠當女工（不斷弄壞機器）、年代女性男性自願前往西班牙內戰前線（沒多久就把自己嚴重燙傷）......乍看之下，這些行為似乎太過天真、不自量力，對事態也未必有什麼貢獻。
然而，韋伊特別有意思的是，如此積極熱情、不在意自身福祉的行動，通常需要堅定不移的信仰支持，但她從左派思想到基督信仰，對既存的思想體系並不盲目捍衛，而能結合前線經驗，對現實有真切體察、提出銳利的批判和反思。
我特別欣賞韋伊對於戰爭和暴力的洞察，對照當今的戰事和意識形態衝突仍深具啟發。「史上最殘暴的衝突都有一大特色，就是未遵循可明確定義的清晰目標」——她探討歐洲地區用來合理化戰爭的標語和口號，在〈避免特洛伊戰爭重演〉文中指出海倫作為特洛伊十年之戰的核心起因，大部分參戰者都不對海倫懷抱半點情感，這是戰爭的虛幻特質。
而在當代戰爭中，海倫的角色被大寫字母的詞彙取代：民族、防禦、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但可是若試圖掌握其意義，卻會發現政宣語言將其他不同概念強行塞進這些術語，使它們原先對現實進行的區辨和建構不再有效。
當這些詞彙、「主義」代表的目標失去實質內涵、脫離現實，實際上根本沒有人知道自己在捍衛或要擊敗的、具體究竟是什麼，交戰雙方在戰事推進下也不再有實質區別，戰爭的目的淪為暴力和謀殺本身。
這之中的洞見在於，關於戰爭與革命，更常被提出的問題是：為了達成目的，我們究竟需要、應該允許什麼樣的手段？韋伊卻體認到實際戰爭中的毫無尺度，即戰爭一旦開啟、暴力總是毫無節制。並且，她觀察到語彙的空洞化、及其與現實的脫節，在此成為關鍵。
許多人站在旁觀或回望的角度，難以理解標語和口號這樣的政宣工具何以會被當真，只簡單認為是「他們」愚昧地被洗腦。但讀了韋伊，更加意識到政治語言是多麼深刻和潛移默化地形塑架構了人們對現實的認知；當詞彙概念被刻意混淆，接收者所認為的「現實」很容易漸漸脫離真實世界，而導致荒謬的錯誤判斷——所有人類的腦袋都是這樣運作的，換成我們身在其中，並不一定會比「他們」更睿智。
儘管沒有人可以全然跳脫語言的框架，然而一旦有了這層認知，還是能夠更敏銳警醒地留意、分析掌握話語權者所使用的語言概念，並盡可能透過各種方式更接近世界的真實。
不可諱言的是，自從韋伊經歷過幾回「觸動信仰」的經驗、感受到神與神聖之愛的真實，她的思想開始有了濃厚的基督宗教和神祕色彩，行動的根基和價值來源也轉而奠基於此。
可是，這令我聯想到漢娜．鄂蘭在博士論文〈奧古斯丁之愛的觀念〉裡的解析：在神學家、思想家聖奧古斯丁對愛的理解中，另一個人類實體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愛的本源是上帝。所謂「鄰人之愛」，鄰人並非因為他作為獨特個體被愛，而是託上帝的恩賜；被愛以及應該被愛的只有鄰人來自上帝的本源，以及所有人共同屬於「因乘載原罪而終有一死的生命群體」這個事實；人類因為「同為亞當的後裔」而絕對平等、均等。
深信並實踐「鄰人之愛」的韋伊，曾反覆強調社會主義的實質意義是「將最高的價值置於個體而非集體」，她必然不會贊同以集體化的面目看待世人。然而，儘管韋伊早早就看出史達林統治的蘇聯、與法西斯執政的德國在結構上十分相似，不知她是否曾發現那樣的「極權主義世界觀」，與奧古斯丁建立起的「全能上帝世界觀」有根本上的重合？
鄂蘭或許此時就已經做出了這樣的連結，也或許不。但她確實看出極權主義需要向前追溯到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興起。在民族國家裡，據稱有歷史根據的民族／國族敘事取代了基督宗教神話敘事，「鄰人之愛」轉化成為對民族同志之愛，必要時為此犧牲。
作為神的子民、或民族國家的人民，其實差異就只在於「我群」的邊界劃定在哪裡：前者以全人類（或信仰神者）作為同一社群，後者則是民族／國族內作為同一群體，而無論如何界定「我群」，社群內部的情況都是個體絕對均等、但個人始終不具有重要意義。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1930年代的鄂蘭，尚未寫出成名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但此時正因為猶太身份而流亡巴黎的她，與身邊親友共同親歷了身份、國籍與相關權利問題，十分清楚集體／集體主義強烈的排他性和壓迫性。也因此，鄂蘭既無法認同去隱藏或放棄個人猶太身份，也無法全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那是當時猶太流亡者回應時局的兩種主要方向。
在這樣的情勢下，鄂蘭一方面如本文上篇提到的，拒絕認同「與世界和歷史脫節的理性概念」、不以抽象的方式談論「人本身」。但另一方面，她也不得不思考和質疑：如何在放棄「人本身」這個抽象概念的同時，抗拒如民族、國家、階級這些將每個人視為集體的思維架構，而仍能構思出人「擁有權利」的權利？
具體而言，鄂蘭關切並追問的是，當時尚未建國的猶太人、以及其他無國籍的難民和流亡者，是否可能找出另一條路，既能保障根植於歷史文化社會中的真實個人之自由與權利，卻又不加入高度排他和集體化的民族國家之列？這個提問至今依然重要，卻也似乎還尚未有真正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