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隈研吾（Kuma Kengo）
發現方法
2000年起的全仕第Ⅲ期，事務所的事隈生算規模愈來愈大，工作增加，研吾海外來的建蒂還到底委託案也一件接著一件。我之外的築人直輸世界或轉變也很劇烈。20世紀以混凝土與鋼鐵為主角的國際給扎固守工業化社會走到盡頭，正式邁入以資訊為主的競圖新世界。同一時期，哈哈在我身上也有許多的想反變化。約莫2000年起，全仕我在競圖上逐漸能取勝，事隈生算我想是研吾因為我學會了方法這項武器。
1990年代泡沫經濟崩壞後，建蒂還到底我從大都市以外地區的築人直輸低成本小型建築中，得到發現個人的國際給扎固守方法的線索。一開始，是摸索著怎麼在建案規模之小、預算之少下逆轉的方法。我沉迷於嘗試所有可能的方法，像是活用在地材料的韻味，或是以品質優於價格的工匠技術為主角等。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發現了自己的方法，且還是不曾有建築師嘗試過的方法。方法在最初還有些模糊不清，一點一滴精煉之下，最終得以清晰的模樣浮現。
以英語和外籍員工對話，在其中發揮了效果。當試著以英語溝通就會變得直接，含混不清的詞語自然而然被淘汰，留下的是客觀、科學的語彙，用字遣詞愈來愈精確。直覺因而開始進化成方法。
在大學跟學生一起，開始進行讓手與電腦連動，製作建築、裝置的作業——數位製造（Digital Fabrication）——，方法因此又更加進化了。小事務所的員工彼此就像一家人，只要用最少、直接的言語就能讓對話成立。當在大學作為教師與學生說話時，語言卻會自然而然受到淬鍊，使方法日漸顯露。再加上電腦，就能讓方法更客觀，愈來愈細緻。因為外國人和學生，我的方法得以進化完全。
驅使方法這種客觀、科學的武器，挑戰基地、程序這類複雜事物的作法，對付競圖特別有效，因其要在短時間內決勝負。方法可整理問題，整理想法。因為發現了方法，讓我在競圖中得勝，將我推上了世界的舞台。「負建築」開始流行，因應於此，外籍員工的比例也變得更高，方法又因此更加精確。這樣的循環，創造出正向的回饋。接下來是案子愈變愈大，事務所規模愈來愈擴張。
這對建築師來說，是值得開心的事，同時也意味著新的困難的出現。在案子規模擴大之後，又再度遭遇名為國家的強敵。90年代末，在我構思愛知萬博的基本構想時，曾與巨大的怪獸——國家搏鬥的惡夢，又再次降臨，2020年的東京奧運主場館——國立競技場的設計競圖時，我又再度與國家正面交鋒。
2012年舉行第一次競圖時，我並未參加。原因在於當時看了參賽辦法後，不覺得他們需要的是我。競圖的參賽資格，前所未見的嚴格。要得過頒給「巨匠」的普立茲獎、AIA金獎等獎項，還規定要設計過可容納十五萬人以上的體育場，否則根本無法投標。雖然也不是不能與大型事務所聯手，來滿足後者的條件，但比起將有限的能量分給複雜的大案子，一步一腳印地在小地方的小案子上努力，對我來說更有意義，感覺這樣能留下更確實的東西。
青山與森林
當聽到第一次競圖是由扎哈．哈蒂獲勝，我絲毫不感到意外。因為我從以前就很清楚，扎哈在競圖上有多麼厲害。也因為在此之前的國際競圖，當決選剩下我跟扎哈時——在土耳其、薩丁尼亞島、北京、台灣，我們都一起留到最後——我全都輸給了她。光看模型、完成模擬圖之類，扎哈的設計確實很突出、耀眼奪目。現在的建築競圖，其遊戲規則的確是會由那類型的設計勝出。
即便如此，我也從未想過要在「外觀」的路線上對抗扎哈。那種「競圖好看」的華麗建築，跟我一直在尋覓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就算一直輸，我還是想在反方向上固守到底。
從我八〇年代末在紐約認識電腦設計起，這樣的想法就未曾改變。當屈米宣告無紙化工作室時，我那些在紐約的聰明朋友們，轉向扭曲形態的物體設計。當我看到被稱作水滴的形態，心底浮現「這不對吧——」，從那時起，我與他們分道揚鑣。水滴的先驅正是扎哈．哈蒂。
扎哈的國立競技場，因成本增加、與周圍環境不協調受到批評，以大前輩建築師槙文彥先生為首，展開反對建設的連署活動。我也接到槙先生的電話，希望我能一起抗議扎哈設計案，因其還可能破壞神宮外苑環境，我也簽名「反對。」雖說如此，我完全沒想到，扎哈的設計最後居然會被撤案歸零。
在這些紛紛擾擾之中，我的朋友根津公一先生跟我說：「國立競技場要是隈先生設計的就好了。」他是在青山出生長大，也是我設計的根津美術館的館長。他還嘀咕著：「外苑的森林裡，適合的應該是木造的溫和建築。用木材簡單重新整修一下現在的國立競技場，就不會太貴不是嗎？」
原本不覺得跟自己有關的「國立」，突然變得好像離我很近。一方面是因為我的事務所很靠近「國立」，就在森林附近的青山二丁目，我也不願看到那座森林之中，出現與青山風格天差地別的建築，我由此開始意識到「國立」是我的問題。
我在青山開設事務所已經30年了，就像我在第Ⅲ期説的，對我這種曖昧的存在來說，青山確實是相當適合我的特別之處，是十分曖昧又溫柔的地方。
那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國立競技場的競圖重新舉行，宣布將以注重成本的監造與規劃設計一併委託的方式進行。直到此時，我還是不認為自己會變成當事人，只覺得那會是大型承包商間的「大人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