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郁書
德國哲普作家沃弗朗・艾倫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的書評《魔法師的年代：跟著維根斯坦、海德格、黑暗班雅明與卡西勒，年代納粹巡禮百花齊放的女的動盪年代閱讀女哲學黃金十年 1919-1929》，幾年前甫出版就成為暢銷書。哲學
而一讀就發現，家上崛起《魔法師的性哲年代》之所以精彩，不僅因為書中哲學家都是人思德國哲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影響了其後整個西方哲學的書評走向、關切核心、黑暗以及研究哲學的年代納粹方式；更因為艾倫伯格以富有文學性的生動筆調，鮮明刻畫出他們的女的動盪年代閱讀女性格和生命姿態。
閱讀過程中，哲學既有故事般的家上崛起趣味，也能讀到他們的性哲書信和作品片段，對他們重要的哲學概念之形成與發展有所認識，亦成為理解二十世紀以來的哲學如何探討存在、語言和時間之起點。
雖然這幾位哲學家實際上和哲學上並沒有太多交集，但作者適時將他們彼此的生活處境和思想做出連結對照，很能引起讀者進一步聯想、反思、與之對話，是這本書的獨到之處。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今年剛出版中文版的艾倫伯格新書《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在寫作風格和結構上完全延續了《魔法師的年代》，聚焦1933-1943年間，漢娜・鄂蘭、西蒙・波娃、西蒙・韋伊和艾茵・蘭德的生命與哲思。
這一次，透過了解當年的她們正分別身處什麼樣的個人遭遇、人際關係和社會處境，從而理解她們何以提出那些反思與批判，顯得加倍重要。
因為新作不僅在時序上承接了前作，來到政治氛圍更險峻動盪的納粹崛起、二戰爆發時期；內容上，哲學家們哲思的對象也從個體存在和抽象領域，轉為對他者、群體和政治的關注——若用鄂蘭的概念作區分，可說是從「沉思的生活」來到了「行動的生活」。其實，本書的德文書名直譯，也正是「自由之火：在黑暗年代營救哲學」（Feuer der Freiheit：Die Rettung der Philosophie in finsteren Zeiten）。
不過，剛開始讀的時候，難免覺得將艾茵・蘭德與其他三位女哲並列有點爭議。她主張極端個人主義和「開明的利己主義」，推崇純粹理性、自由的個人，不需要任何他者、完全不受社會束縛，並視「利他主義」為奴隸道德觀，對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派／共和黨有重要影響。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然而，哲學學術界基本上不會認同她是位「哲學家」，她的「哲學」甚至經常被當成笑話揶揄的對象。原因有許多，比如她透過小說作品如《源泉》所塑造和尊崇的強大個體和個人主義，並無細緻嚴謹的哲學思辨與論證作為根基，而主要秉持著一份對「自我」的堅定信念。她建構出的「客觀主義」看似自成體系，卻對長久以來已然累積建立起的龐大哲學知識系譜嚴重缺乏認知。
這一方面反映了哲學的高牆，非哲學院訓練出身的個人，尤其長期被排除在體制外的女性，很難達到同等高度和受到認可。但另一方面，蘭德的思想確實漏洞百出，明顯的問題之一，在於經常混淆「實然」與「應然」（is and ought）。
她十分喜愛並在多處呼應尼采的「超人哲學」，但尼采明白指出「超人」是一種理想型（應然），蘭德卻認為「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是真實可行的（實然）；這樣的混淆很容易讓她的讀者對於「個人在世界上的真實處境」有錯誤認知。
我們可以借用同時期漢娜・鄂蘭的文字，對蘭德作出簡潔反駁。鄂蘭在書寫十九世紀猶太女性知識分子拉赫爾傳記的過程中，清楚體認到「理性自由的個體」與「其所身處的歷史文化」之間可能產生劇烈拉扯，但兩者亦密不可分、且不應該將之分離，因為若只強調理性個體概念，將會與世界和現實脫節：
在拉赫爾的生命境況中，有兩種必不可少的勇氣互相衝擊著：一是啟蒙的勇氣，這代表個人會運用理性思考能力，自主將自己定義為理性個體；再來則是認清事實的勇氣，體認個人自覺、自我籌畫的自由，永遠會受到歷史以及文化條件的制約，沒有人能全然擺脫這些制約。......沒有人能逃出被拋進這種拉鋸狀態的命運，而且也不該合理地希望能擺脫這種宿命。因為這麼做的代價，其實不亞於失去那值得被稱為世界與現實的事物。
儘管，認識蘭德的生命經歷後，便能理解她的思維脈絡：成長於蘇聯，家人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崛起而從寬裕到落魄；她獨自去到美國，賦予了自己全新的名字——艾茵（Ayn）的發音相近英文的「我」（I）——在好萊塢追求自己的美國夢並逐步獲得成功。
事實上，蘭德的小說《源泉》裡，那位完美體現她個人主義內涵、「徹底否定他者的相關性與意義」以重新征服「自我」的主角洛克，正是以她自身的心靈和意志作為藍圖。蘭德認為「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真實存在，因為她自己就是一例。
然而，這顯然也是自我盲點。透過閱讀我們可以歸結：蘭德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集體主義奪去個人面目的痛惡和恐懼，而試圖以極端的個人主義反擊、捍衛個體獨特性和創造力。
同時，她也強烈抨擊現代消費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下的人們共享相同弊病，那就是將個人價值判斷與生命前提建立在他人身上，使得神聖的「自我」一詞失去根本重要性。不知她是否也意識到這份對「自我」的堅持已經近乎信仰、其中包含理性和理性以外的因素，才反而需要如此強力地宣稱自己的絕對理性？
此外，在我看來有些諷刺的是，「超人」（Übermensch）一詞後來被納粹德國頻繁使用以劃分「強者／優等民族」和「弱者／劣等人種」。儘管這違背了尼采的定義和本意，卻也迫使我們反思：蘭德所描述的理性自由、意志強大的個人，是否真能如她所言，僅僅專注於追求自身創造性目標，而不需要、也沒有意願在過程中或成功後，試圖擴張權力、支配他者？
畢竟，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當具備某些特質或行為表徵的人被過分高度地推崇——無論是「超人」或「全然理性自由的個人」——人們很容易區分出符合條件的「優秀的人」，和其餘「缺乏理性或意志薄弱的人／受制於群眾或社會規範的人／未能展現人之潛能和創造力的人」，並認為兩者毫無共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