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多過去，關鍵該從一個民進黨前黨工發文開始，眼中這場「#MeToo」風潮已經從跨政黨變成跨產業，盯讓前後被捲入的加害人已達數十位，密集時幾乎每隔幾小時，社政黨止血就會在社群上看到新發文。會性
這也並不意外，死亡其實筆者大部分女性朋友和一部分男性朋友，而排都曾遇過性騷擾，出髒對象從友人、關鍵該陌生人、眼中同事、盯讓客戶、加害主管皆有。社政黨止血
我相信這也是會性一種常態，他們許多都堅強的活著，能趁這個機會把深埋心中的陰影說出，一定是件好事，將那些只能熟人間口耳相傳的事件公布給大眾，也算是幫助可能的受害者免於遇險。
這次事件不少加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我真實世界認識的人，每每看到熟悉的名字，心情都會從憤怒轉變為悲傷，一方面無法想像受害者在發聲前後要經歷多少壓力，以及不懂許多看似友善親切或道貌岸然的人，為何會做出如此不堪的事，背後究竟是怎麼樣的驅使力。
這十天的種種哭訴與仗義，再回頭看上個月中一系列發自校園的性平爭議言論，就能了解為何那麼多人認為這是個大事——因為舉目所及都是實際與潛在的受害者，他們被陰影追逐，每個漠不關己的發言，都是另一次傷害。
但比悲傷更難過的事，是雖然至今已經有許多人背負壓力站出來，用自己的血淚故事換取社會重視和改變，但在司法體制內，一切的犧牲仍可能徒勞無功。
性騷擾案件舉證困難，不起訴判決甚至可能成為加害人的「盾牌」
包括王丹的案子在內，許多受指控的疑似加害人都表示「交由司法」，外界甚至把這種回應當成負責任的表現。然而性騷擾多發生在沒有外人的場所，缺乏證人與證據，甚至許多慣犯會巧妙的避免留下紀錄，少了這些關鍵人證物證，性騷擾就很難成案。
就拿最近比較明確且週知的判例——范雲告陳雪生案——即使是在全程錄攝直播的議場，陳雪生上訴時還是能主張並無肢體接觸，甚至還舉出台北市性平會調查「肚子與背沒有接觸」的說法，最後還是依靠證人證詞，以及陳雪生實際對外說過的話才真正定罪結案。
再看到這次爆出的大多案件，可能發生在車內、包廂、房間等私人空間，或是無外人的餐廳或會議室，真走入司法程序舉證又更加困難，最後一定會有許多你知我知加害者也知的案例，因為證據不足而獲不起訴處分。
更甚者，那些加害人甚至還會拿著這樣的「法院認證」當成東山再起的資本，如同給受害者的第三次傷害。
想到就很氣。
那能怎麼辦呢？最近許多人提到的「社會性死亡」或許是一條路。
除了司法判決，我們也要奪去加害者在社會上的權勢
類似西方所謂「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原意，透過輿論與社會共識摧毀加害者的社會資本，讓他們無法再使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地位，換取其他經濟文化資源，同時避免他再用這樣的權力和頭銜繼續加害其他人。
然而，資本是可以重建的，今天在這裡被取消的人，仍能在別處累積社會資本，實務來看確實也有許多當下因被報導而週知的加害者，潛沉一段時間後出現在其他崗位上，以不同形式回到原本的權力位階。
我們當然不可能像布萊德彼特在《惡棍特工》裡對待納粹軍官一樣，拿匕首在每個加害者額頭上刻下印記，也別忘記若直接尋求社會判決而忽略司法，又可能造成各種台灣版的「安伯赫德事件」。
更重要的是，台灣人真的記性不好，而且容易原諒人，隨著時間過去，許多今天大家見了就盛怒的名字，可能也要被淡忘。
我也希望有完美解方，但我沒有，目前這個社會好像真的沒有，但我覺得目前唯一能做的，或許就是不要讓這個風潮停下。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許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選舉考量，面對性騷疑雲從道歉、嚴查、舉辦性平課程，甚至調整選舉布局，用盡各種手段力求「止血」，部分支持者也跟著做出「我們已經很好了，應該到此為止」的呼籲。
但在我看來，這些行為都只是使人淡忘已遭爆的加害者，並製造讓還未爆的加害者喘息的機會。若真的有心要剷除組織內的權勢騷擾問題，我們應該繼續鼓勵受害者站出來，並給予他們最大的支持與保護，並不斷提醒社會這些加害者的存在。
唯有這樣，才能讓真正的加害者無論司法判決如何，都無法再拿回自己的權勢；讓還未爆出的加害者寢食難安，永遠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成為報導頭條的人。
該提心吊膽的應該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負責任的領導者該做的不該是「止血」，而是盡力排出組織內的髒血。
（本文感謝Mark Wen提供建構性的知識與寫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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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