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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柴契爾夫人覺得一個沒有核武的大不列顛國,在世界排名中將流於二等國家

文: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美國的戈巴個沒國世國新總統

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初與前一年的十二月,美國媒體出現報導,契夫契爾指出布希當局不會立刻準備好與我們認真共事。冷戰錄柴列顛新總統的回憶「深奧」辭令背後代表什麼意圖:「暫停思考」「戰略觀察」「整體重新評估」?這樣的期望著重在新執政團隊的自主性,還有團隊是夫人獨立於前總統之外——那麼也獨立於共和黨黨員之外嗎?一定要「熟悉環境才能進行決策」嗎?布希的團隊真的有矛盾和分歧嗎?

在總督島上,我曾經告訴這位總統當選人,覺得界排將流如果我們真的有核於打算改善並延續蘇美關係,那麼我們已經準備好理解他的名中團隊,並期望能共同分析所有問題。戈巴個沒國世國

布希就職前不久,契夫契爾曾託前來莫斯科的冷戰錄柴列顛季辛吉轉交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們的回憶目標是建立一種毫不動搖的美式態度,這絕不是夫人試圖減緩或逆轉近一兩年來的正面進程。」哦,覺得界排將流還不錯。有核於我將焦點轉到另一個命題上:「我認為目前最要緊的是討論限武方面的細節,特別是您與我之間的對話,同時進一步討論更廣泛的政治關係議題,我們雙方應該盡力促成這件事。」

一月二十三日,就職典禮過後不久,美國新任總統來電。他展現「推進蘇美關係」的意願,並樂觀表示看好雙方關係的未來。但接下來的幾個月,他的意願都沒有實質進展。三月中旬,謝瓦納茲與新任國務卿貝克的會晤在良好氣氛中舉行,但美方對日積月累的問題和疑惑都避而不談。執政團隊為何停滯不前?各式各樣的小道消息從美國傳來。根據各種管道所得到的資訊報告指出,那些打算對我關係採取「強硬路線」的支持者,有愈來愈活躍的趨勢。

柴契爾夫人——首位與我接觸的西方領導人

在與美國的西歐盟邦接觸時,我明確表示,絕不可再浪費時間,必須立刻開始工作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在我出訪英國時,柴契爾夫人也同意這一點。我與她的關係淵源頗深,能直接在沒有多餘的外交虛禮下進行交流。

在我攀上蘇聯職位的巔峰前,柴契爾夫人是首位與我建立聯繫的西方領導人。此刻,我覺得是時候回憶這次晤談,並對這位卓越人士表達敬意。

柴契爾是一位政治家,她也是一言九鼎的人。當我為一九八四年的會晤做準備時,就已經明白這一點。這是找尋共通話語的第一步——儘管相當困難。我們初次在契喀爾首相別墅進行的午餐對談並不順利,先是針鋒相對,幾乎無以為繼。最後甚至別過臉,拒絕看彼此。我的夫人賴莎坐在餐桌另一側,焦慮地聽著雙方尖銳攻防。

後來我決定緩和情緒,努力化解僵局。

「我知道您是一個剛毅的人,堅守原則和價值觀,從不輕易妥協,」我對鐵娘子說:「這關乎尊重。但是您應該牢記,坐在您旁邊的我,也是同樣剛毅的人。還有一事要跟您說明清楚,政治局並沒有指示我說服您加入共產黨。」

她笑了,這次危機解除了,談話終於恢復正常。此後,我們又舉行了諸多會議,唇槍舌劍自然不少。我們時常因意見不合大發脾氣。正如我說過的,我與雷根在雷克雅未克談及的無核世界與撤除中程飛彈的協議讓她震驚。

她說:「我們無法承受『再一個雷克雅未克』!」

我就問:「難道坐在核彈火藥庫上,對您比較好嗎?」

我認為這是我們最嚴重的意見分歧點。她覺得一個沒有核武的大不列顛國,在世界排名中將流於二等或三等國家,所以「鐵娘子」不吃這一套。

為什麼我們最終成功做到互相諒解?我認為,逐漸穩固的人際關係產生了信任感。「戈巴契夫是個可以打交道的人。」在我們第一次會晤後,她這句發言經媒體報導傳遍世界。柴契爾在這之後反覆說過數次,證明這個發言並非隨口說說。

重要的是,柴契爾從未質疑我們的意圖,更反駁那些一口咬定「改革重組」是「企圖痲痹西方的警覺心」之類的荒唐說法。她就是如此告訴雷根和自己的同僚。這在從對抗到合作的轉變中起了作用嗎?我認為效果讓人滿意。畢竟,柴契爾夫人是一個堅定的人,也是極有說服力的人。她懂得混用政治語言和日常對話——也知道該如何選擇正確的方式與人溝通。

當然她這個人,也有她偏愛的強大意識形態「流派」。柴契爾全力支持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是將貨幣學派實踐於經濟政策的擁護者。但若仔細地觀察她的一舉一動,我們就能注意到,她在實際施政時小心謹慎,毫無過激行為。在外交政策方面,她則是個現實主義者。

在「改革重組」的關鍵時刻,當「支持蘇聯改革要依據實際步驟」這樣的問題出籠時,柴契爾夫人也正積極推薦蘇聯加入在倫敦舉辦的「七大工業國組織」峰會,並為這場峰會做足準備。但是當一九九一年七月峰會舉辦時,她已不再是首相。因為峰會開始半年前,英國保守黨黨中央決定將她免職。

那時,柴契爾夫人人在巴黎,我們一起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峰會。在媒體招待會上她跟我談話時,她暗示自己不會屈服:「等著瞧,我會讓他們好看的!」但當她返抵倫敦時,卻宣布自己去職一事。在十一月底,她給我捎來一封「告別」信:

尊敬的總統先生!

當您收到這封信時,想必您已經聽說今天早上在唐寧街十號所發的聲明,聲明內容表示,我決定在保守黨議會黨團完成必要的籌備工作後,就立即辭去首相職務,空下位置以待繼任者。當然,在繼任者任命前,我還是會堅守崗位。

我要為英蘇之間所奠定的出色合作關係,以及當我擔任首相期間,因您所彰顯的偉大友誼,而一起達成這麼多成就致上謝意,我還要向您的未來獻上最熱烈、最幸運的祝福。我知道,下一位首相一定會如同我一般,認為英蘇兩國的關係,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很高興我們能在巴黎一起主持我的最後一場會議,並向您致上最美好的祝願,願您成功實現你所進行的偉大改革。

我們將抱持著極大興趣持續關注您的發展。丹尼斯和我一道向賢伉儷表達最溫暖的感情,祝福您。

您真摯的朋友,瑪格麗特.柴契爾

在倫敦與七大工業國集團首腦會談後,柴契爾夫人來到蘇聯大使館。我至今仍清楚記得我們的對話。

「很好」,柴契爾說道:「您與『G7』首腦的會談順利舉行了。事實上,您此次的與會以及蘇聯加入世界經濟的話題都是世界注目焦點。現在人們總算可以確定,蘇聯已經走上永不回頭的改革之路,而這些改革是受人民支持的,理應得到西方陣營的援助。但是……」說到這裡,她幾乎被情緒主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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