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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造南洋》導論:商賈、旅人或革命志士,形形色色的華人建構了多元的東南亞

文:莫家浩(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導言

「漢人註疏,臆造好臆造典故。南洋南亞」——袁枚《隨園隨筆》

「南洋者,導論多元的東中國南方之海洋也,商賈士形色在地理學上,旅人本為一曖昧名詞,或革華人范圍無嚴格之規定,命志現以華僑中之東南亞各地為南洋。形色」——許雲樵《南洋史》

1984年,建構由一班來自香港的臆造電視製作人員操刀,新加坡廣播局製作的南洋南亞電視連續劇《霧鎖南洋》開播,作爲新加坡本土歷史電視劇的導論多元的東先聲,絕對一時風靡。商賈士形色同年出生的旅人我,童年歲月裡,或革華人似也曾透過高高的天綫,在新柔長堤另一端的新山排屋裡,斜靠沙發,從碩大的魚缸電視中收看重播。劇情中講述的20世紀初華南移民飄洋過海、南來謀生、艱難求存的故事,當年幼稚懵懂的我自然不會明白,卻對於當年膾炙人口的同名電視主題曲旋律與歌詞印象極其深刻,至今猶能朗朗上口:

過去的記憶你是否已經遺忘
祖先的流離可曾使你惆悵
霧起在南方 霧落在南方
重重迷霧鎖南洋
望遠方天水茫茫
濃霧中何處是家鄉
向遠方衝過險灘
濃霧散見我新家鄉
過去的記憶世代不可遺忘
祖先的流離使我生命更堅強
霧起在南方 霧落在南方
重重迷霧鎖南洋

隨著年歲履歷漸長,重重迷霧深鎖的「南洋」,不僅是童年回憶的背景音樂,也是自己讀書研究的興致所在。關於南洋,許雲樵爲它設下了兩道門檻:首先,這是個模糊又曖昧的地理名詞;其次,它是「華僑中之東南亞各地」,意味著華人在東南亞的流徙定居,乃界定南洋地理範圍的要件。如此一來,從近代中國開始流行的「南洋」概念,其界限就很難超越19世紀末出現、並在1950年代開始普遍使用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之地域範圍。然而這也並非終點,東南亞一詞雖然打破了19世紀以來西方視角下的「東印度」(East Indies)、「印度支那」(Indo-China)等詞彙的殖民性,卻也無可避免地掉入了二戰結束後,該區域民族獨立建國運動後形成的政治國界網格中,其中原本既多元又流動的文化、信仰與身份認同被迫割裂、對立與碎片化,即便數十年來被置入國族框架下的再融合過程,也遠未竟其功。為擺脫論述的困境,近年不少有識之士也開始改用源於古代爪哇文獻裡的「努山塔拉」(Nusantara)一詞,來指代東南亞乃至台灣、所有受馬來文化和語言影響的地域,借此打開舊觀念的藩籬,亦不失爲一條出路。

身為馬來西亞國民,多元族群、文化與信仰既是國家的寶藏,又是分歧之根源。僅從領土層面來説,位於馬來半島的西馬,與位於婆羅洲的東馬,兩者的社會文化差異,上升成爲國内政治議題,早已成爲常態。再退一步言之,所謂「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不也是一個模糊又曖昧的用詞嗎?在馬六甲王朝滅亡後的17世紀,由離散的王朝遺民所屢屢使用,馬來半島一詞充滿了他們緬懷故土榮光的哀愁,直到被西方殖民者所借用,來形容包含今天緬甸南端、泰國南部及西馬全境所涵蓋的大陸東南亞半島地形,將之冠以「馬來之地」(Tanah Melayu),除了局部適用的政治正確,總體上也難免顯得偏頗。刨根究底地説,當「馬來」一詞出現在印度古文獻的地名裡,其最初的含義也很可能是在形容此處地貌多山,乃「群山之地」(Malayadvipa)。相比之下,古希臘羅馬文獻所使用的「黃金半島」(Chersonesus Aurea),可能亦受印度古文獻的另一地名「黃金之地」(Suvarnadvipa)的影響,在字面上為這片季風交會的寶地添加不少奇幻色彩。

Southeast_asia_東南亞地圖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現今以國界為劃分的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和汶萊等國地圖

從2000多年前的黃金半島,到今天隱隱浮現的努山塔拉,華人總在其中扮演過形形色色的身份。他們時而是使節商賈、求法高僧、落難旅人、革命志士,亦可以是從未踏足南洋的文人史官,但更多的是從近代以降,如《霧鎖南洋》所演繹的一批批南離尋找活路、最終落地生根的普通人。漫長的來往與居徙過程,華人及其文化早已成爲此處多元的持份者,理當毋庸置疑,問題在於如何理解華人文化在地化過程中的傳承與變遷。在關於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建構的討論中,安煥然提出了「樹」的意象,認為「華人文化」的主幹主體是「在地化」與「本土化」的過程,但其「種子」源自「中華文化」,但基於不同的歷史脈絡,為「種子」的生長構成了「各種跨文化的互動、衝擊、挑戰和接納」,最終結成的「果」就自然與「中國」的「果」不一樣。

將「中華文化」視爲海外華人文化的根源並非新論,重點在於將「中華文化」視爲海外華人天然且被動賦予的「文化基因」,抑或是可供海外華人選擇的「文化工具」。通過對新加坡華人節日儀式變遷的觀察,蔡志祥以20世紀初至今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爲例,認爲當地華人「不僅需要建立與中國的文化關係」,還需要通過追根朔源,「在當地確立『顯著的他者』的身份」,這麽一來,在其所屬社會當中提出與建構「文化中國」,便顯得尤爲重要。而在新進關於移民族群政治身份認同問題的探討中,孔德維認爲20世紀以前的努山塔拉華人(「唐人」)菁英們可能也將「中華」視爲一套可被塑造的文化,「在不同區域、不同生活片段(如飲食、婚嫁、喪葬)中出現,也可能構成了唐人社會的組織形式」。孔氏由此提出「便攜」(portable)的概念,認爲努山塔拉的唐人在特定情況需要時,既可以選擇表現其中華性,「在不須應用時,也可以將它藏起。」他進而將努山塔拉的唐人社群比作基因改造農場,「不同作物的種子本身說是由異質的植物所提供的基因(DNA)構成,在混和比例不一的情況下,生出一組又一組共存於同一農場的作物。」。

PXL_20231002_023632189Photo Credit:杜晉軒
圖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所門口。

當討論從奇幻走向科幻,我也想藉鑒一番量子物理學的概念。比起將南洋/東南亞/努山塔拉視爲華人/唐人文化基因改造農場,或許也可以將華人/唐人視爲一種「叠加態」(superposition state),其文化特徵將隨著「觀測」(observe)角度的不同,「坍縮」(collapse)成觀察者所見到的結果。身處多元,不同階段與不同文化的「糾纏」(entanglement)及「選擇」(choice),都有可能讓關著唐人之貓的箱子於掀開一刻,被觀測出——或説被描述(describe)成不同的事實。而宏觀的歷史論述,往往也只有到了微觀的個案身上,才能充分顯現認知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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