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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一個屈原,各自表述:政大教授廖棟樑研究《楚辭》揭開屈原的百變面紗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徐平|編輯、專訪自表攝影:林俊孝)

現今人們對屈原(約西元前343年-約前278年)的個屈印象,不外乎是原各研究一心為國卻不得君王歡心,最後絕望投江「死諫」的述政授廖紗「愛國詩人」。近年來,大教棟樑的百更有許多人在「愛國」基礎上,楚辭關心起屈原是揭開哪一國人,以及他愛的屈原又是哪一國?但是古人眼中的屈原,其實與現代很不一樣。變面

「學術史總有個生命藏在裏頭。專訪自表」政大中文系廖棟樑教授笑說。個屈不同於做文學作品、原各研究作者的述政授廖紗研究,廖棟樑關注的大教棟樑的百是「讀者」。學生時期,楚辭廖棟樑就對讀者相關的文學理論、批評特別感興趣,從字句間感受背後的時代氛圍、生命故事。爬梳相關史料時,他注意到漢代有著一場對屈原及臺的爭論,由此展開《楚辭》學研究之路,也從中揭開屈原從古至今的百變面紗。

當不當怨 vs. 忠君愛國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幾乎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廖棟樑進一步說明:「當時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規定了研究者、評論者的立場與價值觀念。」

屈原在漢代掀起的論爭,有別於現代聚焦於愛國、國籍,主要關注在「怨君」。廖棟樑認為,這場爭議來自於屈原情感表現,以及和儒家思想間的衝突。

儒家對情感表達的理想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庸之道,不贊同情緒上過度宣洩、露骨。但屈原在〈離騷〉、〈九章〉有著歌淚式的表達,甚至激烈而悲壯的付出生命,這些都與儒家的中庸之道產生了劇烈拉鋸。

漢代對屈原歷史定位的論爭,採正面看法的有漢代淮南王劉安(西元前179年-西元前122年)、臣子王逸(約西元89年-158年)等人,他們試圖建立屈原和《楚辭》的經典地位,以注解儒家經書的方式注《楚辭》,認為屈原和《詩經》一樣的「怨悱而不亂」,甚至可以與日月爭光。

1Photo Credit: 蕭雲從繪離騷圖經 Public domain
「楚辭」一詞有著三種含義,可作為詩體、作品或書名。楚辭作品經過先秦至漢,逐漸流傳增補,西漢時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並命名為《楚辭》,而為後世熟知的詩歌總集名稱。

反對看法的有班固(32年-92年),他認為屈原既不懂得明哲保身,讓自己身陷奸臣群小的讒謗、多次責怨楚王,甚至自裁,「露才揚己」,這些行為均不符合儒家對知識分子的期待。

然而,喜愛屈原、同時又服膺儒家價值的廣大讀者,該如何處理這些爭議呢?

廖棟樑指出,在宋朝,有一條新的詮釋策略被提出來,即「忠君『愛國』」。當時代屢遭北方外族侵門踏戶,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的情感從中被激發,文人士子關心的不再只是君臣關係,還有國家、民族興亡的憂慮。

這時期的《楚辭》讀者不同於漢代文人,只將屈原的情感擺放在忠君脈絡裡。宋代知識分子洪興祖(1090年-1155年)、朱熹(1130年-1200年)另闢戰場,轉而強調屈原憂國憂世、忠君愛國之心,將屈原的情感放進「當怨與否」的倫理內涵中,並且,也進一步提高到國家民族興亡的精神大義,由此確立屈原情感的正當性。

一個屈原,各自表述

光從屈原的怨情合理性切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讀者,對同一位作者、同一批作品,有著非常不同的眼光及評價。事實上,這些討論屈原身為一個「忠臣」、其情感表述的「倫理」爭議,還不是中國「《楚辭》學」的全部。

廖棟樑總結《楚辭》學的三大面向有「倫理、歷史與藝術」。除忠君愛國外,部分評注者把作品當成線索,考定其年代、社會背景,替屈原整理年譜、外傳,從歷史面向,還原屈原在字裡行間的真實想法、情感。

宋代以後還有些讀者,放了更多注意力在《楚辭》作品本身,從想像力、虛構性、寓言手法等角度,去賞析作品的藝術特點,因此,更為深化屈原的詩人形象。

1企劃腳本:徐平、林俊孝|美術設計:黃嬿羽
楚辭學仰賴歷代讀者們重新閱讀、詮釋,擴及倫理、歷史與藝術三大面向。

其實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作品本身帶來吸引力之外,還仰賴歷代讀者們的閱讀、詮釋。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不斷挖掘作品的意涵、賦予經典意義,逐漸建立起一座龐大的知識系統,甚至成為文化傳統。

「屈原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和象徵。」廖棟樑說道。屈原至今已在華人圈中,廣為知識分子、普羅大眾所熟知,且成為深入學術、生活、政治與文學等各個領域的文化符號。

不同時代的「屈原問題」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屈原問題。」廖棟樑神采奕奕地說道。屈原的「愛國」形象在宋代以後會被提舉出來,與南宋面對北方外族威脅,士大夫普遍關心國家興亡大事有一定關聯性。

屈原形象在20世紀的變遷,與中國現代社會文化語境有密切相關,面對抗戰,屈原愛國的面向也一樣在戰爭背景下被重新加強,尤其隨著端午節被確立為詩人節,屈原便成為重要的文化現象。學者聞一多、郭沫若、梁宗岱、李長之等人莫不對「詩人何為」的話題,展開演繹。在這裡,我們看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從同個屈原的不同表述中,可以看到在當代大環境的影響,人們藉由屈原關心著,同樣或不同的時勢議題。

「屈原的作品具有很強烈的生命性,所以很多研究屈原都無法純粹的、冷靜的從學術考量思考。」廖棟樑認為,正由於《楚辭》體現了知識份子現實生活中的困境,因此,讀者們的評論、解讀,也帶有個人的感情、印記在裡頭。

《楚辭》學並不追求找到一位真正的屈原,或者屈原到底多愛國、多忠貞的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探索屈原如何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們眼中的屈原都是什麼樣子?又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廖棟樑舉例,班固曾奉命撰集具有法典性質的《白虎通德論》,內容之一就是在討論君臣綱紀,書中認為臣子應「諫而不露」,即諷諫不可過於激烈直白。

其實班固早年曾被告發而入獄服刑,後來雖重蒙帝王重用,但在面對君臣關係的相關論述時,因之前經歷,選擇更加謙恭謹慎。知道這樣的背景後,也就可以理解班固為什麼責備屈原不懂得明哲保身,站在偏向官方的立場,且認為臣子不應如此抱怨君王。

1東漢歷史學家班固|Photo Credit: 《晩笑堂竹莊畫傳》班固像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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