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建榮
冤案叢生社會與雪冤教戰手冊風行千年簡史
一、中國乍現不守程序正義乃古代中國和當代台灣共通文化
刑求取供是司法司法冤獄叢生的溫床，司法人員藉此取得嫌疑人所寫的長夜自白，當然不是微光出於撰稿人自由意志下的產物，而是閹雞撰稿人迎合刑求者的暗示和需求所製作的虛構情節。今天刑事訴訟法為了落實程序正義，明代命案嫌疑犯所手寫自白書不能充作唯一證據，版江而只能充作參考。國慶這是對今今天司法正義的實踐，超越古代的啟示可貴之處。
然而，中國乍現這一進步也不過這幾年中事，司法司法十幾二十年前新的長夜刑事訴訟法雖然修法，將嫌疑犯所手寫自白書的微光重要性予以淡化，但是閹雞司法人員普遍並未依法行事。否則一九九六年的江國慶寃案，就不致因自白書中自證己罪，司法人員即以此認定江氏確為凶手，並將之繩之於法，於一九九七年槍斃。二○一○年因非常上訴，引起社會嘩然，這才開始檢討此案誰該負責？
刑求取供有違程序正義乃今天才為人正視，並逐步落實的司法文化艱巨工程，各級法司其人員的司法素養逐漸成為人們檢驗、注視的焦點，厥為程序正義的是否堅持。案子的成案與否不是只看審判內容的品質良窳，還須檢驗司法過程中司法人員有否違反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的確守與否，成為提升司法審判品質的保障。這是近代文明的核心價值之一。一個國家是否近代化、或是是否文明的指標之一，就是觀察該國其司法人員是否落實程序正義、及其所呈現的程度高低而定。
然而，前近代的中國，其司法之黑暗，端在司法人員不具備必須實踐信守程序正義這一理念。相反地，中國傳統司法體制視刑求取供為犯罪偵察的不二法門，甚至視為破案的關鍵。這樣的司法思想與今天台灣的，判然大異！但從公元一九五○年至二○二三年的台灣法界，雖然在思想認知上，知有程序正義這一理念，但口不應心的結果，亦與前近代中國司法體制所行如出一轍，就是沒有程序正義這一法律文化。
二、明代版江國慶命案對今天的啟示
漢朝在成文法典上，雖然規定犯人經刑求取供猶不認罪者，須向上級機構請示，這活像有點「罪疑惟輕」的味道，但是其實不是。從這一規定即知漢代司法官視刑求取供為當然，否則漢律不會明文規定，刑求取供倘若失靈該當如何正辦。公元五六七年（陳廢帝光大元年），在一次朝廷討論刑求取供的技術改革問題上，尚書省比部郎范泉，做的是立法的工作，在他制定一條新法上，轉述《漢律》中，當犯人刑求取供猶不服罪理應請示上級機構這一條，他議廢梁代取供時效過短的峻法，變成時間上的放寬。
范泉這條修改法條，獲得尚書省有關官員的認可。（參見《陳書．沈洙傳》［北京：中華〕頁437-439）可見創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刑求取供辦法，到了公元六世紀下半葉，已歷經八百年，但人們觀念中，不認為司法暴力有何原則上的錯誤，只會枝節技術上講求，像說刑求時不要過急，要放寬時間，再如不要在夜晚定案改白晝為宜，又如要注意冬夏晝夜時間長短有別等等。
當時的古人就不會懷疑，甚至否定刑求取供的效益。只會空言「罪疑惟輕」，或強調不要一昧依賴刑求、還要重視聽審技術云云這一類的言論。依今天觀點看，從這場與會官員煞有介事的討論看來，公元五六七年的司法修法行動，彷彿照顧到被告人權似的，講起來令人發噱。
既然刑求取供在古代司法人員依法行政上，是最為依賴的行事風格，這在冤獄獲雪的教戰手冊文本中也變成一種套式。這底下再詳說。對於冤獄不斷，古代關心司法正義的極少數有心人中，有位明代叫張景的人，就在所著書中，指出其中癥結如下：
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審謹乎！（卷十，頁865）
之所以會濫殺，之所以會有人枉死，都因為司法當局急於結案。承辦人員有結案的壓力，為求結案，司法人員顧不了是否真正破案，乃隨便找人混充凶手。以上引文中，有以下四個關鍵詞，即「里胥」、「平民」、「有司」，以及「首」等。下文自會說明。這在發生於一九九六年的小兵江國慶案可是一目瞭然。
現在回到張景講的這個案例。話說有位強盜趁夜於道中殺一旅人，這明顯是殺人越貨。這位強盜不僅盜走死者財物，而且還取走死者的頭顱。凶案發生後到天將破曉之時，有位倒楣者經過屍體所在地，並不慎踩到血跡，官府據血跡逮到這位倒楣者。
這次官府棘手的地方有兩點：其一，嫌疑犯即令被折磨半年死不認罪，其二，死者的頭顱是確定身份的依據，非尋獲不可。半年後的官府面臨非結案不可的壓力，遂不得不出招了。關於頭顱的難題，官府完全委於凶案現場所屬的里正，責成他限日交出一只頭顱。這是官府擺明不守程序正義。寧可多製造一縷冤魂以便結案。里正被迫，乃將一位臥病破窯的乞丐加以斬首以應命。至如凶嫌死不認罪的難題，那比較簡單，繼續嚴刑拷打。果然這位凶嫌——
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卷十，頁856）
再過半年，真正殺人凶手在鄰縣被捕獲。這才真相大白，凶手不是已伏法半年的「江國慶」！已辦錯案卻冤殺二人的歙縣法官（由縣長兼任），根本就像沒有性能力的閹雞，期望牠有良好產能，戛戛乎其難哉！官府辦案過程中，無力辦案卻亟欲結案，只得不守程序正義了。官府在事後補救上，只好將在儀徵縣伏誅的真正凶手其遺體，運回歙縣埋葬。彷彿這樣作可以彌補所有錯殺和冤濫似的。當時的人（包括假凶嫌和乞丐其家人）沒有補償觀念，並不像今天，一則用鉅款賠償冤死者家屬，二則考慮懲處當年辦錯案的相關官員。這是一個江國慶案的明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