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佑驊
【日治時期的凝視台灣攝影】
帝國之眼:繪葉書中的台灣意象
在日治時期大正年間的教育讀本中,編者以第一人稱的時代攝影敘述視角,帶領學童從一張「哥哥寄來的帝國明信片(繪葉書)」中「看見」台北的總督府、台灣神社、台灣(哥哥的意象)學校、公園等,凝視勾勒清晰卻又模糊的時代攝影台北印象,主旨在於傳達彼時首善之都的帝國建設開化,符應「帝國之眼」的台灣喜好。如一九一五年,意象福建省甲種農業學校的凝視學生來台參訪,「至嘉義廳,時代攝影廳長各致贈紀念片三張」;又在台灣神社時,帝國由神社僧人「下榻招待,台灣並贈同人風景片數張」,意象可見當時明信片在推廣觀光與交流活動中,已是常見的宣傳品、餽贈品。
一九三○年代後,除了因應各式博覽會而特別設計發行的明信片外,隨著大眾觀光活動的蓬勃發展,明信片的流通更加普及,並成為交流活動的重要紀念品,有時甚至不僅是旅行的紀念品,還是旅行的目的,證明某人曾經「到此一遊」。
日治時期的明信片極大數量與「蕃族」相關。「蕃族」的形象在在體現了殖民權力如何運作視覺圖像的「再現」與「詮釋」。殖民者對於台灣原住民的關注,最初是人類學的調查工作,著眼於呈現蕃族迥異於漢人的文化及生活型態。這些「人類學式」的凝視角度,多以台灣住民正面或側面半身的盛裝,或是打獵、獵首(出草)、織布等生活樣貌呈現,一方面是極具異國情調的「台灣原味」,另一方面又以其野蠻未開化的形象對比日後殖民經營的成果。尤其是宣傳意味濃厚的觀光明信片,竟然還可見以刻意擺置的模擬情境,再現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氛圍。
在寫真帖和明信片中為數眾多的「蕃人歌舞」,明顯異於殖民者以「獵首」象徵「野蠻」的意義。牽著手圍成一圈圈跳舞,或是敲擊杵臼歌唱的蕃人意象,再現了一種可親的、溫和的形象。與此同時,這種蕃人視覺化的歌舞昇平,也似乎刻意地為理蕃事業、霧社事件及各種為使蕃族「文明進化」的血淚史抹上一層寧靜歡愉的保護色。經過理蕃事業的整頓後,「台灣蕃族」逐漸被抽離姓名、族名、地理空間分布,而以歡愉的「歌舞」之姿,「跳(脫)」出原生的歷史文化脈絡,進入殖民者所編制的視覺框架中,成為一概括性的「蕃族」的象徵符號;尤有甚者,還成為觀光活動和觀光景點不可或缺的象徵性表演。
一九二三年,日本皇太子來台,台灣總督府特意安排了原住民歌舞表演和婦女「織布秀」。這些穿戴著隆重族群服飾的台灣蕃人們,不論男女、老少,在台北公園或角板山載歌載舞,所有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在一片歌舞昇平的形象中被抹除了。而蕃族歌舞的視覺象徵經過「帝國之眼」的觀看後,更形固著而成典型化的視覺象徵,並散見於各式案內、明信片等視覺文類中。例如「蕃人杵歌之於日月潭」,便形塑出「遊歷日月潭必定要觀賞蕃人杵歌」的典型化視覺意象。
以「日月潭杵歌」為例,不論是寫真帖,或是《鐵道旅行案內》中都有以「蕃人杵歌」之於「日月潭」的視覺意象,就連風景戳章也以一群蕃人演出杵歌的形象代表日月潭,同樣的視覺符號重複出現於不同發行者的明信片中。於是,觀光客來到日月潭,除了遊覽日月潭的山水風景、接觸一些粗淺的蕃杵歌背後的文化意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必定要拍攝一張「於日月潭與蕃人杵歌合影」的留影。
在這批發行於一九三○、四○年代的明信片中,除了原住民之外,還可看到安居樂業的小攤商、廟會、美人和風景名勝。如果說蕃族是以歌舞的姿態再現其意義,那麼台灣漢人和台灣本有風景名勝的寧靜歡愉落於何處?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台灣日日新報社所舉辦之「八景」選舉活動,可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命名活動了。由官方主導下選定的「八景」、「二別格」(神域—台灣神社、靈峰—新高山)、「十二勝」〔基隆旭崗(台北)、淡水(台北)、八仙山(台中)、日月潭(台中)、阿里山(台南)、壽山(高雄)、鵝鑾鼻(高雄)、太魯閣峽(花蓮港)。十二勝:草山北投(台北)、新店碧潭(台北)、大里簡(台北)、太平山(台北)、角板山(新竹)、大溪(新竹)、獅頭山(新竹)、五指山(新竹)、八卦山(台中)、霧社(台中)、虎頭埤(台南)、旗山(高雄)〕,政治意涵與產生方式都迥異於清代。其後,八景等名勝的象徵意象更不斷被複製、擴散為極具象徵性的台灣風景圖像。而那些統治鎮壓、產業開發的剝削、控訴、差別待遇,也已散逸在辛勤耕作的農田一隅、風姿綽約的藝妓淺笑,以及駢肩雜遝的廟會祭典當中。
日本帝國殖民者在寫真帖(相片集)、風景畫、教育讀本等靜態媒介中,以殖民者的眼光刻意挑選「何謂台灣」的視覺象徵,又透過觀光活動蒐集名勝郵戳、明信片的動態實踐,互為表裡地編織一套綿密而細緻的台灣視覺秩序,進而使觀看者將這套觀看台灣的方式,內化為「理所當然」的觀看方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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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永彬、高志尊、林壽鎰、徐佑驊、吳奇浩、連克、郭立婷、郭怡棻、賴品蓉、凌宗魁
乘著寫真館的時光機遨遊台灣,
從寫真了解台灣,重建昔日生活場景與共同記憶。
-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台灣並彰顯台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
- 台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逾300張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
西方攝影術發明至今已180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日治時期台灣有一群攝影師,這些人可不是拿著大砲拍小模的外拍部隊,他們是受過專業攝影訓練,埋頭研究技法的家裡蹲。「三原色碳膜轉染印畫法」、「漆金祕法」是他們與日人寫真館分庭抗禮的不傳之祕。這些攝影專家平時喜歡在寫真館內玩自拍,也喜歡拍攝扮裝的女人。他們是台灣攝影技術的源頭,將生命的熱情與精力注入鏡頭中,刻印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景致。
這是台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豐富而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再度凝視那個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凝視時代:日治時期台灣的寫真館》改編自2010年《凝望的時代》展覽專書,重新編輯並增補數篇從台灣史角度書寫之專文,以及作者新近的採集和研究,如業餘攝影家李火增、謝金俊等,以臻至完整。
本書從台灣攝影的源流和先行者開始追溯,繼而敘述日治時期攝影術和寫真館的蓬勃發展、寫真館的特色與庶民記憶,並詳述台灣總督府如何藉由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台灣並彰顯台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本書也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探討寫真師的創作,將寫真師與攝影名家並列,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寫真館攝影的獨特定位。這本少見綜觀台灣寫真歷史圖文並茂的著作,堪稱台灣攝影史詩鉅著。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