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芳明（政治大學台文所講座教授、小說曦推作家）
【推薦序】他們的薦序台灣之愛與大眾之愛
長期以來，我已經非常熟悉陳耀昌的陳耀昌春歷史小說。從最早的筆將病傳播相《福爾摩沙三族記》與《島嶼DNA》，一直到《傀儡花》、殖民《苦楝花》、統治提並《獅頭花》，與疾小說故事不一定相同，小說曦推都大部分是薦序以原住民為敘事主體，以及他們與外來殖民者的陳耀昌春戰鬥與抵抗。他的筆將病傳播相筆尖所到之處，往往可以帶出讀者的殖民燃燒魂魄。縱然故事議題有異，統治提並卻都同樣指向台灣歷史的與疾多元與繁複。他是小說曦推一位醫生，卻擁有豐富的台灣歷史知識，更擁有一個博大的心，容許不同的階級、族群、性別都同時登上歷史舞台。
這種書寫策略，從文學研究的觀點來看，就是一種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所謂新歷史主義，便是以多元而複數的觀點，看待過去曾經發生的故事。從前的中國歷史書寫，如果不是以漢人為中心，就是以男性為中心，或是以異性戀為中心。這樣那樣的中心論，等於貶抑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生命存在。
陳耀昌歷史小說的特點，長久以來便是嘗試突破單一價值的中心論。那種片面的、獨斷的、霸權的敘述方式，曾經主宰許多帝國的歷史書寫。身為醫師的陳耀昌，顯然並不受到那種霸權式的思維方式所影響，總是以一種開放的、開闊的、開展的視野，觀察歷史舞台上曾經演出過的種種人物。他的筆觸，不容許使用聚光燈投射在特定的族群身上，而是把整個舞台的燈光都全部打亮。讓舞台上出現過的演員都不會被觀眾錯過，容許所有演員公平地接受觀眾的喝彩與歡呼。
《島之曦》這部小說，是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時期。曾經被稱為瘴癘之地的台灣，必須要到一八九五年日本軍隊進駐海島之後，殖民者才開始注意到疫病的存在。所謂瘴癘，指的是霍亂、痢疾、傷寒、天花等各種流行病。漢人先民抵達台灣時，毫無差別地遭到島上疾病的侵襲。經過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也就是一九二○年左右流行病才慢慢地消失。日本殖民者用盡全力來對付島上疫病，並非是為了台灣住民著想，而是為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所考慮。不過為了長久之計，殖民者在一八九九年就設立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這部小說並非是疾病史，而是一部台灣音樂史，也是一部台灣工運史。
一九二○年代，是台灣知識份子反殖民運動的黃金時期。那段期間，也是左派右派不斷結合、不斷分裂的時期。所謂右派，大約是以林獻堂為中心的知識份子團體；所謂左派，則是以台灣農民運動、台灣共產黨為主幹。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無論左派右派都是受到日本現代教育的啟蒙。他們卻因為世界觀與社會觀的認識差異，而開始展開一系列的團結與分裂。這部小說的精彩之處，並非在強調抗日團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而是藉由主角盧丙丁偶然患了癩病，從此拉出一條抗日運動史，也拉出一條疾病抵抗史。
《島之曦》不同於過去的歷史小說，並非只是依照年代先後展開敘述，而是藉由疾病的惡化，來描述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兩種抵抗。一方面要對付具體可見的殖民統治，一方面也要對付看不見的疾病侵蝕。盧丙丁參與社會改革的同時，又同時要與體內的癩病對抗。
整部小說最精彩之處，便是台灣抗日團體內部發生了左右兩派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中國知識份子發生國共分裂，同一年日本左翼團體也發生分裂。作為政治運動下游的台灣文化協會，也開始出現左右兩派的對峙。在台北領導抗日運動的蔣渭水，離開他當初所組織的文化協會，另外設立台灣民眾黨，並且也把他所發行的《台灣民報》帶走。盧丙丁是一位真正的行動者，凡是能夠對抗日本統治者的方式，他都樂於去參與或領導。
客觀形勢的變化，往往超過殖民地知識份子的預測。不僅是殖民統治加緊對台灣的控制，甚至疾病也開始侵襲。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小說中的主角盧丙丁，在無意間染上了痲瘋病，整個故事從此便以雙軌敘述的方式，拉出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兩種困境。參與政治運動的台灣人，眼見自己陣營的夥伴陷入疾病的痛苦，似乎也無法伸出援手。
陳耀昌在描述整個故事的過程中，有意點出當時知識份子是如何展開兩面作戰。一方面是政治壓迫者，一方面是疾病侵襲者；前者屬於公領域，後者屬於私領域。盧丙丁在小說中就被置放在進退兩難的困境，既要參加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自身又要進行疾病的治療。
這部小說精妙之處，便是在抗日與抗病之間，拉出一條愛情故事。小說中的女主角林氏好，是台灣殖民史上的一位歌手。她顛覆了傳統女性的固有形象，在一九三○年代是一位相當知名的流行音樂歌手。她是當時古倫美亞（Columbia）唱片公司的專屬歌手，幾乎可以視為開時代風氣的旗手。這樣前進的一位女性，又與台灣政治運動的主幹盧丙丁結盟，更使他們的愛情故事成為傳說。
他們兩位夫妻一起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抗日運動並非只是反抗而已，他們也同時開創了社會風氣。陳耀昌在描述他們的愛情故事時，其實也融入他們的台灣之愛與大眾之愛。他使用雙軌敘述的說法，一方面彰顯台灣政治運動的開展，一方面也揭露私領域的愛情故事。
如果把他們的愛情故事置放在一九二○年代，就可以窺見當時政治人物的起伏升降。從意識形態的光譜來看，台灣社會存在著從極右派到極左派的政治團體。還未分裂之前的台灣文化協會，基本上都是由右派知識份子所領導。文協在一九二七年分裂成左右兩派，使得抗日運動的力量分散了。尤其在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成立時，極左的勢力儼然成形。中間偏左是台灣民眾黨，蔣渭水離開了台灣文化協會，而盧丙丁也跟著蔣渭水。面對如此強烈的形勢，熱心參與政治運動的盧丙丁不免感到失望，他的夫人阿好也感到非常失望。在整個政治形勢惡化時，盧丙丁的病情也跟著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