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川 彰
佛教以前的印度緣起與偶印度
為了理解佛教，似乎有必要將佛教之前的佛教印度宗教思想做一說明。建立印度文明的史佛說宿是雅利安（Ārya）人，他們越過興都庫什山（Hindūkush）之險阻進入印度，自神大約是化作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但在此之前已有原住民居住於印度，命論即所謂的然論文荼（Muṇḍa）人、達羅毘荼（Draviḍa）人等。印度緣起與偶特別是佛教達羅毘荼人，人口多，史佛說宿又擁有相當高度的自神文化，所以即使為雅利安人所征服，化作成為奴隸階級而吸收到雅利安人的命論社會系統中，也對印度文化的然論形成給予有形無形的影響；尤其可看見宗教思想的女神、蛇神或樹木崇拜等，印度緣起與偶對後世印度教的形成有重大的影響。
達羅毘荼人與雅利安人混血而成為印度人，然而現在的印度半島南部仍有純種的達羅毘荼人，且使用達羅毘荼系的語言。不過在雅利安人入侵以前，則有其他民族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建構了印度文明（Indus civilization），這大約是在西元前2000年前後1000年間。這個文明活動的地方，以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Harappā）及牟桓鳩達羅（Mohenjo-daro）兩都市較有名；然而根據其後挖掘研究，知道這文明是分布在更廣闊的地域。由出土文物可知這民族擁有青銅器文明，且建構了井然有序的都市。出土文物的宗教相關物品中，有不少與後世的印度教關係頗深，然而這文明在廣大的地區持續了1000年，之後突然完全消失，因此並不清楚這個民族和其後印度文化的發展究竟如何結合。
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在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Panjāb）地方定居下來，成立了以黎俱吠陀（Ṛg-veda）為中心的宗教（約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主要是以天空、雨、風、雷及其他自然界力量為神而崇拜的多神教。之後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起，雅利安人更向東推進，佔據了閻牟那河（Yamunā）與恆河（Gaṅgā）之間的肥沃土地。
這地方因土地肥沃而物產豐富，也無外來侵略的敵人，所以在長久的和平中發展了豐富的文化；後世成為印度文化特徵的種種制度，大致是在這個時代（約西元前1000～500年）確立下來的。緊接著黎俱吠陀，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成立了沙摩吠陀（Sā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三吠陀，繼而完成了闡述祭祀方法的《梵書》（Brāhmaṇa，西元前800年左右），及哲學思索成果的《奧義書》（Upaniṣad，西元前500年左右）。
這時代的雅利安人分部族而生活，以農耕、畜牧為主，但工商業也日漸發達，可是大都市尚未成立。隨著職業分化的進展，也確立了四姓（varṇa）之差別；即主持祭神的祭禮之婆羅門階級（Brāhmaṇa），統率軍隊而從事政治的王族階級（Kṣatriya，剎帝利），在其下從事農耕、畜牧、商業、手工業等的庶民階級（Vaiśya，毘舍），及被賦予侍奉上三階級義務的奴隸階級（Śūdra，首陀羅），這成為後來多歧分化的種姓制度（caste）的根源。在不同的階級之間，不能結婚及一起飲食。
隨著雅利安人的發展，引起了部族間的對立及統合；小部族逐漸統合，而發展到推戴擁有獨裁權國王（rājan）的王國。部族的戰爭中，以當時最強的部族婆羅多族（Bhārata）與普魯族（Pūru）之間的戰爭最有名；其最終結局成為大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而流傳後世。當時的國王以毘提訶國（Vediha）的旃那迦王（Janaka）最有名；毘提訶位於遠離婆羅門教的「中國」（閻牟那河與恆河之間的國土）之東方，亦即雅利安人已由「中國」向東方發展，擴展到了恆河的中游地帶。隨著國土的擴大，王族的勢力也強盛起來，而與原住民的接觸融合更加深一層，產生了與西方婆羅門中心的文化相異的王族中心的思想文化。佛教的開創者喬達摩，正是出現在這個時代。
佛陀時代的思想界
佛教的創始者喬達摩（Gotama）出生於西元前500年左右，這時代的中印度正處於社會、思想的轉換期。佛陀出生於這個社會的變革期，可說是佛教在全印度能順利發展的一個理由。北印度雖信奉吠陀的宗教，尊重婆羅門的權威，但在中印度新開發的地區，婆羅門的權威則尚未確立；這地區武士階級的勢力還很強盛，婆羅門則甘於處其下位。
雅利安人自北印度向中印度發展的過程中，小部族逐漸統合起來，王國也跟著變化。當時中印度有「十六大國」，這些又再統合成更少的王國，特別是佔有中印度西北方的憍薩羅國（Kosala，以舍衛城〔Śrāvastī〕為首都），及佔據恆河中部之南方的摩竭陀國（Magadha，以王舍城〔Rājagṛha 為首都），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尤其是摩竭陀國，雖是當時的新興國家，但最後統一全印度，開創了印度最早的王朝；其中以農產品為主的豐富財力，或許是摩竭陀國強大的有力因素。總之從這時起，具嚴密意義的國王出現了，而國王的權威也受到重視。
恆河流域酷熱多雨，物產豐富，出現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民及地主。隨著物資的豐富，工商業及手工業跟著繁盛，都市也發展了起來，而商人及手工業者們組織了商隊或團體，商人之首的長者商主階級（śreṣṭhin、seṭṭhi）也出現了。當時的政治及經濟關係在變化，古老的階級制度則日漸在崩壞中。
接著婆羅門階級的權威不再受重視，意味著吠陀的自然崇拜宗教已失去了力量；經歷《奧義書》梵我一如的哲學，當時的知識份子似乎已經不能滿足於以自然現象為神而崇拜的樸素宗教了。雅利安人與達羅毘荼人的宗教相接觸而受其影響，也成為促成新宗教思想抬頭的理由，且當時中印度食物豐富，因此能養活大量的遊行者（paribbājaka）、出家者，所以有志於宗教的人便出家成為遊行者，依在家者的布施生活，而醉心於真理的探求。
在食糧豐富、生活安定且缺乏娛樂的古代，青春洋溢的年輕人的生活中產生了無法挽救的不安與倦怠，因而出現了逃避現實而追求彼岸真理的風潮，產生良家子弟競相出家的現象。
當時有二種宗教家，即婆羅門與沙門（śramaṇa、samaṇa）。傳統的宗教徒稱為婆羅門，他們信奉吠陀的宗教，執行祭典，同時潛心於梵我一如的哲學，想由此獲得不死的真理。他們在年少時代入師門成為弟子，接著進入學生期學習吠陀，繼而學成返家，結婚而盡家長的義務，進入家住期。年紀大了以後，再將監護家庭的責任讓給兒子，退隱森林，過林住期的生活。最後也捨去森林的住處，進入不住一處的遊行期，在行方不定的旅行中終結一生。
相對於婆羅門修行者，這時代出現了全新形式的宗教修行者，即所謂的沙門，意思是「努力的人」，是在古奧義書中未曾出現的新宗教族群。他們捨家而行乞食生活，直接進入遊行期，而且在青年時代起就嚴守禁欲的生活，進入森林從事瑜伽（yoga）修行，或委身於嚴厲的苦行，想由此體會人生的真理，獲得不死。
根據佛教的經典，當時的沙門有六師外道，即有6位有名的宗教家，每一位都統率了弟子群，而被尊為教團之主（gaṇin）。這6位宗教家如下：
- 不蘭迦葉（Pūraṇa Kassapa）
- 末伽梨瞿舍梨（Makkhili Gosāla）
-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Ajita Kesakambalin）
- 婆浮陀伽旃那（Pakudha Kaccāyana）
- 散若夷毘羅梨沸（Sañjaya Belaṭṭhiputta）
- 尼乾子（Nigaṇṭha Nātaputta）
這些人最重視的問題，是善惡的行為（業）是否帶來結果（果報）。首先，不蘭迦葉主張道德的否定論，認為殺人、偷盜等並非造惡，即善惡的行為並不帶來道德的結果。第二，末伽梨瞿舍梨倡導偶然論、宿命論，既無昇天亦無墮落，沒有因也沒有緣；他的教團被稱作Ājīvika（或Ājīvaka），佛教的經典裡譯作「邪命外道」，但本來是「遵守嚴格的生活法的人」之意，即苦行主義者。在阿育王碑文或《實利論》（Arthaśāstra）中也提到這個教團，到後世也還與佛教及耆那教並列為有力的教團之一。
第三，阿耆多翅舍欽婆羅主張唯物論，說只有地、水、火、風四元素是實在的，而且倡導道德行為之無力。這種唯物論的傳統此後也流傳於印度，稱作Lokāyata，佛典中譯作「順世外道」，在後世也稱之為唯物論者（Cārvāka）。
第四，婆浮陀伽旃那，在地、水、火、風四元素之外，加上苦、樂、生命三者，主張七要素的實在說。七要素是不變的，所以即使殺人，刀也只是從這七要素的縫隙間通過而已，殺人並不成立。婆浮陀伽旃那認定只有這些要素才實在的想法，發展於後世的勝論學派（Vaiśeṣika）。
第五，散若夷毘羅梨沸，對質問並不作確切的回答，而作令人捉摸不定的答辯。其根本原因是對知識存有懷疑及不可知論，也有對邏輯學的反省；後來成為佛陀的上首弟子的舍利弗（Sāriputta）及大目犍連（Mahāmoggallāna），即是散若夷毘羅梨沸的弟子。
第六，尼乾子，是耆那教（Jaina）的創始者大勇（或譯「大雄」）（Mahāvīra）。尼乾陀（Nigaṇṭha）是「離繫」（遠離束縛）之意，即以遠離身心的束縛為目的，而修苦行之人，其教團稱為尼乾陀派。大雄進入這個教團修苦行，「開悟」而得到「耆那」（Gina，勝者，即克服迷惑的人）的自覺，因此在他之後，這個教團便稱作「耆那教」。耆那教前身的尼乾陀派的歷史似乎很長，在這一派的二十四祖中，脅尊者（Pārśva、Pāsa，即「脅」之意）被認定是實際上存在的歷史人物。
耆那教與佛教同為強勢的教團，教理的用語也有許多和佛教共通。耆那教以克服身體的束縛，即肉體的欲望和本能，而得到心靈的自由為目的，因此修苦行，使身體的力量減弱。在此之上更實踐以五大誓為中心的嚴格戒律，特別是空衣派，嚴格禁止殺生，強調無所有（捨去所有的一切），因此連衣服也捨棄，以裸形來修道。這一派的教理或知識都相當出色，纂集成經典流傳到現在；這一派的經典是以半摩竭陀語（Ardha-māgadhī）書寫的。
當時得以有如此大量的沙門輩出，正處於時代的思想變革期雖然是重要因素，但不可忽略的是，當時中印度也同時擁有能養活大量出家者的經濟能力。中印度位於恆河的中游，是雅利安人確立農耕定居生活的時代，當時中印度的稻米耕作技術進步，糧食豐富，因為是熱帶，所以食物很快就會腐敗，因此煮好的食物如果有剩，一般都是丟掉，也使得依乞食生活而修行的沙門大量出現。
從以上六師的主張，可見當時的大問題是，道德的行為是否導致結果（果報）。這是業（karman）的果報問題，如果有業的束縛，為了得到心靈的自由（解脫），如何斷除業便成為問題。這又與輪迴的問題相關聯；輪迴轉世的思想在吠陀裡尚未出現，它是在《奧義書》裡逐漸成熟的世界觀，但是輪迴（saṃsāra）一語在古奧義書中也還沒出現，而在佛陀以後的奧義書裡才被頻繁使用；亦即在佛陀的時代，這「反覆生死」的輪迴觀才固定下來。
但若承認輪迴，當然得考慮到輪迴的主體。業的思想在佛陀之前即已存在，但尚未承認業的果報法則；佛教將這個含混籠統的業觀以佛教獨有的方法組織成「業的因果律」。耆那教雖然也承認業的果報，但他們傾向將行為的結果當作懲罰（daṇḍa）。
關於作為輪迴的自我（ātman、attan；命我〔jīva〕），與作為生存地方的世界（loka），當時有所謂的6兩種見解，在佛教的《梵網經》裡稱為「六十二見」而流傳下來。人的心是經常變化的，如果承認在內心深處長住的自我，便出現各種如何掌握自我的意見。耆那教的文獻中說有363家的主張，而將他們歸為四類，即作用論者（業論者）、無作用論者、無知論者（懷疑家）、持律論者（道德家）。另在佛典中，將當時的世界觀整理為三種；即是把一切看作是依神意而動的自在神化作說（Issaranimmāna-vāda，尊祐造說），一切皆是依過去業而被決定的宿命論（Pubbekatahetu，宿作因說），與一切都是偶然產生的偶然論（Ahetu、Apaccaya，無因無緣論）。
佛陀訶斥這三種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及努力成果的見解；佛陀所說的緣起的立場，是超越這三種立場的。
總括以上各種見解，可以分成兩種；即自我與世界皆從唯一的大梵流出，轉變而成正統婆羅門的轉變說（Pariṇāma-vāda）之觀點，及不承認此唯一的絕對者，而認為每個要素皆常住，它們聚集時人或世界就成立的積集說（Ārambha-vāda）；這兩種想法的基礎是在這時代形成的。
修行的方法上，也可歸類為兩種；即修習禪定，靜心以實踐解脫的修定主義，與依苦行而斷除束縛心靈的煩惱力以解脫之苦行主義。總之，在佛陀出現的時代，是傳統的吠陀宗教已失去光輝，但取而代之的新宗教權威尚未確立，許多思想家欲在自己的心靈中發現真理而摸索著的時代。
書籍介紹
《印度佛教史》，商業周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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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川 彰
譯者：釋大田（莊崑木）
總結學術界在印度佛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詳盡敘述印度佛教源流的生成與後續宗派發展。
本書是有關印度佛教的通史。全書從原始佛教論述到密教後期，也能注意到歷史發展之承先啟後的特質，讓讀者在展讀過後，可以對印度佛教的發展與流變有一通盤、均勻而不偏倚的理解。這部書能譯介到漢傳佛教學術界是值得讚嘆的，對國內學術基準的建立與學術共識的形成，應該是有益的；對客觀的佛教研究，應該也會有正面的影響。──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藍吉富
平川彰教授的名著《印度佛教史》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密教」等五章，來論述印度佛教源流之生成，令鑒往知來；並探究佛陀本懷與宗派發展，使本末有序。此書各種議題考名責實，參考資料鉅細靡遺，內容調理分明，文筆深入淺出，不僅是學者專家之參考必備，也是初學大眾的入門指南。──法鼓文理學院校長惠敏法師
Photo Credit：商業周刊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