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仲敬
大一統理論的劉仲演化：從蒙古人到滿洲人
但是，如果僅僅有憲法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敬滿際都話，還是洲國洲人族意有足夠聰明的人，像徐光啟那樣的為何人，會發現其中的蒙古問題。就算是人滿改革不了，至少也可以向皇帝遞一遞摺子。和共華民例如，產國抓住皇帝最關心的需中問題：「我們滿洲人的老家為什麼會沒有人了？其他地方，比如說贛越和巴蜀的識形人口，在明國時期一直是劉仲停滯不前的，在張獻忠戰爭時期遭受慘重損失，敬滿際都在滿洲帝國時期就迅速增長起來了；而全帝國上下，洲國洲人族意唯獨享有特權最多的為何滿洲人自己的本土人口不斷流失。這到底是蒙古出了什麼問題？皇帝能不管嗎？」但是皇帝沒有管，關鍵原因就是在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幹什麼的？它可以發揮文宣作用，但是也可以造成自欺欺人的副作用。而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大一統主義。
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並不是滿洲人的產品，而可以說是感染了滿洲人並坑害了滿洲人的一種理論發明。它最初是這樣產生的：投靠蒙古帝國的金國降虜，也就是金國從北宋接納下來的那批士大夫，他們在金國滅亡以後，根據有奶就是娘的原則，迅速投靠了蒙古人，並向蒙古人提出類似這樣意思的意見，「我們儘管不像蒙古人最重視的工匠和數學家那樣，懂得造大炮或者會打鐵，但是你們蒙古人不要以為我們是毫無用處的東西。我們會編人民日報，我們會向你們證明，為什麼只有你們蒙古人才配得上統一天下，征服全世界。我們能提供合法性的論述。穆斯林的科學家可以替你們造炮，但是他們說不出為什麼全世界都應該是蒙古人的。」其實他們不是說不出，只是伊斯蘭教的神學家那一套政治正當性理論，在推行宗教多元化政策的蒙古統治者看來是相當的不順眼，所以他們寧願尋找另一套合法性論述，而這套論述就是大一統主義。
大一統主義是由郝經、劉秉忠他們發明出來的，「大元」這個國號也是他們發明出來的。他們的理論就是，誰有力量提供和平，誰就應該統治。沒有力量提供和平的人，例如像南宋這樣的政權，就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征服。你們南宋不要說你們有自己的特殊文化，你們是用漢字的，你們的生活方式跟蒙古人不同，因此應該根據文化民族主義的原則各自建立不同的國家。宋儒一般跟後來的王夫之一樣，推崇的是王者不治夷狄的理論，也就是文化民族主義──我們行孔孟之道的人應該由宋國統治，你們信薩滿教和長生天的人由成吉思汗統治是沒有問題的，而信伊斯蘭教的人由哈里發統治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合併起來。而在大一統主義者的理論之下，宋儒的這種抗爭就是萬惡的分裂分子，是不懂得歷史潮流的體現。最後他們在忽必烈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君主的影子。忽必烈想效仿宋人的通貨膨脹政策籌集一批錢，用這批錢篡奪蒙古帝國的汗位，破壞正統繼承次序和封建自由。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產生了我們所知的大元和大一統主義。
朱元璋作為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建立自己的政權以後，他就覺得宋人主張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元人主張的大一統主義，都不是很適合。如果按照宋人的理論來講，朱元璋是沒有理由攻占大都、建立一個新帝國的，更沒有理由對滿洲和內亞的領土提出要求，而他懷有繼承全蒙古帝國領土的野心──當然這一點是沒有真正實現的。但是如果要推行大一統主義的話，那又很難說朱元璋有什麼合法的依據來繼承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江山，他明顯是一個無產階級。當時的吳越士大夫，包括著名的劉伯溫在內，是在武力威脅之下才被迫為這個無產階級革命政權服務的。他們在自己能夠做主的時代，是像後來曾國藩幫助滿洲皇帝一樣，投靠石抹明安之類的大臣，極力想要幫助蒙古帝國中興的。甚至在朱元璋建立政權、發明了「不為君用律」、用暴力威脅強迫士大夫為明國服務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千辛萬苦地逃到漠北去追隨北元政權。
如果實行大一統主義的話，你就得向這些士大夫說明，為什麼你這個僻處東亞一隅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比起高度國際主義、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和全世界商人支持的蒙古帝國政權更有統治資格？你們明國顯然是地方性的和無產階級性的，憑什麼要繼承貴族和國際主義者統治的蒙古帝國？就算是蒙古帝國衰落，難道不應該由其他的貴族或者國際主義者繼承嗎？於是，朱元璋手下的理論家就結合了元帝國的大一統主義和宋帝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發明出我們現在稱為華夷秩序的新大一統理論。
華夷秩序等於是像甘陽的通三統理論一樣，是把兩種不同的理論各剪了一半，然後用抹漿糊的方法把它拼接起來。它從大一統主義那裡接納下來的理論就是，無論華還是夷，都應該歸皇帝統治；而它從宋儒的文化民族主義那裡接管下來的另一半是，只有孔孟之道的信徒才能是華夷秩序的主人。因此，它就變成了一種顛倒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大一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有能力統一世界的內亞征服者有權利統一東亞。大一統主義的核心是，內亞人先天比東亞人優越，正如英國人先天就比印度人優越一樣，內亞人有權通過征服東亞人來實現世界和平。大一統主義是一種內亞對東亞的殖民主義，而華夷秩序是一種東亞對內亞的逆向殖民主義，它要求信奉孔孟之道的東亞人對內亞人和東北亞人實行殖民。
大一統主義者認為東亞人無權打著儒家的招牌拒絕內亞人的征服，而華夷秩序則主張內亞人和東北亞人無權打著薩滿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旗號拒絕東亞人的征服。儒家門徒和漢字文化比內亞文化高檔，這是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這個理論要求在東亞建立多國體系。大一統主義強調的是，儒家是低賤的，而內亞的宗教自由和國際主義才是高檔的，它要求內亞人對東亞人實行統治，要求建立大一統國家。而明國則是很積極地把兩者結合在一起：第一，我們要求一個大一統國家；第二，我們不要內亞人的國際主義統治，而要東亞的儒家統治。這兩個部分其實是相互矛盾的，但是無論如何，它變成了明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
蒙古帝國滅亡以後的滿洲各封建領主在這個意識形態面前吃了很多苦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這個意識形態可能對蒙古人有利，也可能對明朝有利，但就是不會對滿洲人有利。按照大一統主義，蒙古大汗的後代林丹汗可以說自己是合法繼承人；而朱元璋雖然沒有合法繼承權，但他可以說我通過武力要求繼承權；滿洲分散的封建領主，卻是兩樣都占不到。如果要按照華夷秩序或者東亞儒家那一套的話，他們又不是正宗的儒家信徒。所以無論蒙古人占上風還是明人占上風，無論是大一統主義占上風還是文化民族主義占上風，或者華夷秩序的理論怎樣再解釋，最後都對滿洲人不利。而朝鮮人雖然對明朝不是完全忠誠的，但也很輕鬆愉快地運用了這些華夷秩序理論，不斷地對滿洲採取軍事行動和貿易封鎖，使他們吃了很多虧。
努爾哈赤起兵以後，對這方面的痛苦是歷歷在目的，他自己在跟林丹汗和其他蒙古人打交道的時候，也深受後者以成吉思汗正統自居而對自己的歧視所苦。這方面的歧視，再加上崇禎皇帝堅決不肯按照澶淵之盟的模式締結兩國和平和開放邊境貿易，使得滿洲人最後不得不入關征服了明帝國全土，然後自己接受了大一統秩序，重新解釋了大一統理論來解決這個憲法難題。滿洲帝國版的大一統主義體系，我們不用詳加介紹，因為在雍正皇帝大興文字獄、跟曾靜進行辯論的時候，滿洲帝國的御用學者跟王夫之、黃宗羲和顧炎武他們進行辯論的時候，已經把這套新理論講得非常清楚了。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他們主要反對的也就是這個理論。
大一統理論害倒滿蒙騎士
這裡不必詳細考察它的內容，只需要指出它對滿洲帝國本身產生的嚴重後果就行了：它迫使滿洲皇帝為了維持他作為明國皇帝和蒙古大汗雙重繼承人的身分，不斷地犧牲滿洲本土的利益。結果，清帝國和金帝國一樣，表面上是滿洲征服的成果，卻使滿洲自身背負最沉重的犧牲。這在真正的滿洲人看來，必然像是川普就希拉蕊和全球主義的看法是一樣的。川普認為，美國人為了維持世界體系，掏空了美國本身的元氣，使美國虔誠的基督徒工人失業了，就業機會流失到中國、印度和東南亞，而占到便宜的卻不過是一小撥紐約金融家和華盛頓外交家。
滿洲的情況也是這樣的：滿洲本土的封建武士和技術員在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之下變成了最大的輸家，改行入關以分取戰利品和金帛的那批人卻占了最大的便宜，有生產力和創新力的那一部分衰退了，擅長於做官和經營「全球秩序」的部分卻發達起來了。此消而彼長，滿洲本身的政治生態自然而然會惡化，滿洲本土的人口和技術出現了嚴重的空心化傾向。滿洲帝國後期，例如在僧格林沁的野戰騎兵對抗英法聯軍的八里橋戰役的時候，之所以戰敗以後一蹶不振，把政權的大部分都讓渡給湘軍和淮軍，關鍵就是在於滿洲這個母體的精力衰竭了。
滿洲帝國真正的衰竭就是在八里橋這場戰役，滿蒙騎兵最後的精華被英法的炮火摧毀了。其實，這是兩股殖民主義者的換班。滿洲和蒙古殖民者最後的勇士，在八里橋伯爵的炮火面前無畏地衝鋒──凡是在二十世紀八○年代接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愛國教育」的滿洲人，應該都看過《火燒圓明園》之類的影片。這些影片是中華民族發明家的主要傑作。但它喚起的愛國主義幽靈是什麼？那是最後的滿洲帝國愛國者。誰是滿洲帝國最後的愛國者呢？就是滿蒙騎士在八裡橋橋頭向英法聯軍發動自殺性衝鋒、全軍覆沒以後，最後還剩下的那七個人，以及在圓明園門口負責守衛這座皇家夏宮的滿洲武士。
那麼我們不得不問一問，吳越的士大夫到哪兒去了？巴蜀的士大夫到哪兒去了？燕晉的商人到哪兒去了？閩越的船長到哪兒去了？山東和河南的農民又到哪兒去了？滿洲帝國到底是誰的國家？那是滿洲貴族和蒙古貴族的國家，而在英國紳士和法國軍官的淩厲打擊之下，他們退出了歷史舞台──影片情節所暗示我們的東西，比它直接告訴我們的還要多得多。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蒙古人的大一統帝國和滿洲人的大一統帝國的繼承者，原來的十八省漢人，在這當中同樣是根本沒有絲毫分量的。
近代所謂的殖民主義和國恥，意味著歐洲貴族接替內亞貴族，繼續統治東亞的殖民地。而東亞作為殖民地的歷史，從殷商沿著太行山南下到洛陽開始，從鮮卑人、蒙古人、契丹人、女真人、滿洲人南下以來，地位一直沒有改變，始終是被殖民的地方。直到西方殖民者撤退後，蘇聯和共產國際接替西方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的地位，東亞人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他們始終是被殖民者，只不過他們的殖民者換了人，從內亞換成東北亞人，然後又從東北亞人換成歐洲人和日本人，最後換成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為什麼蒙古人、滿洲人和共產國際都需要大一統主義或者中華民族這個意識形態呢？因為這個意識形態就是為外來殖民者統治東亞而準備的。
當然，這個意識形態也害了滿洲人。滿洲人要依靠這種意識形態來統治，他們就必須接受自身的瓦房店化。滿洲產業的空心化，到GDP最發達的嘉慶道光年間已經不可逆轉。而蘇聯留下的那些老工業基地，也是在GDP最高漲的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陷入了不可逆的空心化。當然，這只是一個標誌。空心化和瓦房店化是帝國和大一統意識形態不可避免的副產品，它從滿洲入關一開始就像水滴石穿、霉菌生長和病毒侵蝕一樣慢慢地展開。它跟帳面上的GDP是成反比的。帳面上的GDP越高，反而說明空心化和瓦房店化的速度越快。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空心化，也是隨著蘇聯主人的撤退，早在一九五八年就開始的。帳面上的GDP的增長，並沒有逆轉它不斷的空心化。而一九七二年以後輸入的美國秩序實際上是只包括民用經濟這方面的，美國和西方國家在一九八九年以後是嚴格封鎖真正的高科技產業和軍工產業的。所以直到現在，中國的軍工產業仍然是依靠蘇聯在五○年代打下的底子，正如滿洲的八旗兵即使在鴉片戰爭以後也仍然是依靠滿蒙騎兵的老本，老本吃光以後，就一無所有了。
而滿洲帝國的老本就是在八里橋一戰輸光的，失去了這些老本以後，帝國就要依靠湘軍和淮軍的拐杖來支持了，而湘軍和淮軍並不真正擁護滿洲帝國，所以滿洲帝國實際上在一八六○年就已經註定要走向滅亡了。這以後發生的事情，本質上只是一系列複雜外交安排的嘗試，企圖使滿洲複合帝國留下的這個巨大政治真空不要對國際形勢造成巨大震盪，所以採用過多種安排的形式。但在那個時候，清國實際上已經不可救藥了，因為滿蒙騎士是它真正的老本。
作為一個殖民帝國，正如乾隆皇帝早就看出來的，滿洲才是它的根基。滿洲的武士不再是武士而是官僚以後，滿洲的產業在失去了至少是對十八省的軍事技術優勢以後，它就要步入不可逆的死亡當中。習近平主張做大做強中國國企，也是出於類似乾隆皇帝的考慮，但是同樣的進程也是不可逆的，因為既然要接受帝國這種意識形態，那麼也就必須接受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腐蝕效果。因此，嘉慶道光年間的滿洲帝國不像努爾哈赤的滿洲帝國，而非常像崇禎皇帝的明帝國；習近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像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卻非常像敗在史達林手下的蔣介石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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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滿洲國：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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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仲敬
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
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
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本書的滿洲國，不是狹義上1932～1945年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滿洲國」，而是廣義的概念，指的是歷史上在滿洲這片廣袤土地上建立的各個政權、它們之間的憲政演變關係、及可能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共同體。
因此，本書跳出古代東亞的王朝譜系和20世紀的中國中心正統觀，也不以「東北」這種「地方」身分來書寫，而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通史。作者的關切點是從憲制的角度分析滿洲國家的歷史演化。比如作者認為，高句麗自身的政治組織，最初是比較鬆散的專業集團聯盟，其王權隨著軍事和戰爭而加強，逐漸變成軍國主義和封建聯盟體系並存的二元國家。高句麗在和唐帝國爭奪朝貢體系的主導權而失敗，意味著東北亞取代內亞而主導東亞（中國）的過程，要往後三百年才由遼金部分實現。渤海國則是高句麗的後繼國家，也承襲了高句麗的二元性。
本書是劉仲敬「民族發明學」理論架構下的產物。民族發明是一種17～20世紀的全球現象，民族發明的結果，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取代了過去的封建王國和帝國。最初發生在西歐、比如英法德的民族發明，引發了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崩解，從而在歐洲出現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在東亞也是如此，滿清帝國朝貢體系的瓦解，導致亞洲東部出現了中華民國、蒙古國、東突、北韓、南韓、滿洲國等新興民族國家。梁啟超發明的「中華民族」，就是現代中國想承接大清五族共和的疆域和遺產，打造民族國家而使用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民族發明的一部分。然而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種「帝國超民族主義」，它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族群而打造現代民族國家，難度巨大，故產生種種問題。
作者認為，從滿洲的地理、歷史和憲制演化來看，「滿洲民族」具備豐厚的基礎和一致性。而從這一視角窺探滿洲，也發現藏在考古發現和漢文史料下面的「另一種滿洲史」，比如高句麗和唐國爭奪朝貢體系主導權、比如契丹和渤海的關係猶如國共對峙、比如「Easy Money」使勃極烈制度由盛轉衰、比如「滿洲大憲章」的覆滅和政治自由的喪失，等等，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慣常認知。這也是本書作為歷史書寫的獨特之處。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