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考爾（Andrew Scull）
讓瘋子閉嘴：透過繪畫跟文學上的瘋癲瘋透抗議
收容所帝國讓病人閉上嘴有兩層意思。除了讓病人噤聲，文明文學它們還把病人隔絕於社會之外，史讓因此廣義的過繪來說，也限制了病人發聲的畫跟機會，迫使他們沉默（假使他們原本並沒有因為缺乏書寫能力跟嚴重的表達智力衰退，而無法留下隻字片語）。抗議當然新型態的瘋癲瘋透收容所網路的特色之一，就是文明文學累積大量的統計資料，但是史讓這些統計資料所告訴我們的，關於監禁者的過繪訊息，遠多於關於被監禁者的畫跟訊息。關於這些被關進來的表達病人的資訊，病歷上記載的抗議少之又少，只有他們為何入院、瘋癲瘋透他們在被診斷為精神病人之前跟之後的症狀跟行為，還有少許關於他們對收容所裡面規矩的反應。我們所有關於這些病人對於收容所帝國的反應，全部都是透過醫生的眼睛跟耳朵過濾而來，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以外。
這些病人被送到收容所的理由，都會被記載於一份精神失常診斷證明書上，這份文件可以讓他們的監禁合法化。所有文件的備份都被成捆成捆地收在收容所裡，有時候會輔以病人家屬提供的其他細節。每隔一陣子，病人的紀錄就會增加，有時候這是例行的程序，有時候則是偶發事件。隨著時間過去，慢性病人的紀錄有的會終止，有的則非常形式化。隨著收容所規模愈來愈大，病人最後都會成為一大群無名氏中的一名。長期住院病人的紀錄，通常都分散在許多不同的卷冊中，這讓追蹤起他們在收容所裡面的經歷，變得相當麻煩。只有到了後期，病人的紀錄才開始被記載在單頁上，然後被放入個別病人的資料夾裡。
在顱相學流行的時候，大家認為顱骨的形狀可能與表象之下瘋癲的根源，有某些關聯，因此病歷上都會記載病人外貌與表情。剛開始時，這是透過素描或是版畫來記載，後來銀版照相法跟攝影技術進步了之後，收容所開始用相機來記錄病人。直到今日，在倫敦的伯利恆皇家醫院或是其他地方的舊檔案中，還保存著一些當年的玻璃負片，記載著病人剛入院時的表情，以及當他們「被治癒」時的表情。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開始對動物的表情感到興趣，在1872年出版了《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一書，並且與約克夏郡西賴丁收容所的所長克萊頓布朗（1840年到1938年），有長期的書信往來，從1869年5月到1875年12月止，他收到了多幀病人顯然在表達強烈情感時的相片。
有時在非常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情勢會反轉。病人偶爾有機會，記錄他們對自己的醫生、病友，以及對於監禁他們的收容所的印象。有時候這些東西甚至被記載成冊。一位英國泰斯赫斯特收容所的病人，記錄了自己的感覺，說她覺得自己像個人形足球一樣，被大家踢來踢去。另一位病人赫謝爾則在1868年，從美國賓州精神病院逃出來，之後控告了這間醫院。他在一本自費出版的小冊子中，揭露自己被監禁的經歷，還畫了一幅圖，描述在7月4日的假期時，一名病人四肢被拉開捆綁著，受到醫院員工的虐待。在隨後的另一幅圖畫裡，他畫著自己頭上戴著大禮帽，從圍著醫院四周的高牆上跳下。對於謝赫爾自述被監禁的經歷，或是隨後我們將提到的其他病人的抱怨，並沒有太多可疑之處。
還有一些病人會畫畫，從畫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們腦中的幻象。大部分的畫畫都相當粗糙笨拙，不過也有一些病人的畫作相當強烈且令人印象深刻。有時候病人會素描或是畫出自己周圍的環境，甚或是管理他們的收容所所長。這類作品大部分都已經消失無蹤，不過有少許被埋藏在收容所的檔案中。有時候，受過專業訓練、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藝術家也會被監禁在收容所裡，而且會畫出非常出色且讓人感動的作品，這些作品多半會被保存下來，有時候也會被公諸於世。
比如說，英國畫家戴德（1817年到1886年），在1840年代，他曾經被視為一位前途無量的藝術家。但是有一天，他卻砍了自己父親的頭，然後逃往巴黎，最後在路上被法國警方抓到。他後來被關進倫敦的瘋人院醫院（後來又被轉到布羅德莫醫院，這是一間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罪犯的醫院，成立於1863年），在那裡，院方允許他繼續作畫。他除了畫出在受到發瘋煎熬時，以及在夢中世界所看到的各種奇幻景觀，其精巧的細節塞滿整個畫面，他還在1852年畫了一幅特別難忘的肖像，也就是愁容滿面的莫里森爵士。莫里森爵士當時是瘋人院醫院的訪問醫師，據悉應該也是透過他的安排，讓戴德可以繼續作畫（見圖1）。而院方也反過來拍攝了他在作畫時的照片作為交換條件，因此今日我們才得以看到他工作時的樣子。在照片中，他正在畫〈奧伯朗與泰坦妮亞的爭執〉（1854年到1858年）。
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提供 四十幾年後，荷蘭畫家梵谷（1853年到1890年）也畫了幾幅肖像：一幅是在法國亞耳治療過他的精神醫師雷（見圖2），另一幅則是嘉舍醫師的肖像，當梵谷從法國聖雷米的一所私人收容所放出來時，嘉舍醫師就是照顧他的人。被關在亞耳時，梵谷創作了眾多畫作，除了雷醫師的肖像以外，還有其他作品呈現了收容所的花園景色，有一幅作品描繪了醫院裡面的生活，特別強調了與世隔絕的疏離感，以及住在裡面的病人，各自專注在自己身上；還有一幅極為有力的作品，則描繪了一名極為憂鬱的病人。
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提供 梵谷曾經擔心自己的精神狀況會影響到他的作品，在寫給弟弟的信裡面，他懇求他說「不要展示太瘋狂的東西」給人看。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梵谷被監禁的過往，或是他那些痛苦的精神狀態的話，從他的作品中恐怕是看不出什麼端倪的。倒是另外一位從來沒有進過收容所的畫家奧托．迪克斯，在1922年幫德國神經醫師（nerve doctor）許塔德曼所畫的肖像，不但畫中人物極度不安，也讓觀者感到極度不安：畫中的神經醫師兼催眠專家雙手緊握，不安地望向看他的人（見圖3），可以算是位名副其實的「瘋子醫師」。
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提供 不過縱然今日有少數病人寫的或畫的斷簡殘篇，留存下來被我們看到，它們仍是監禁者所保存下來的資料，實在很難據此去推測，當時的病人對於收容所裡面的生活作何感想，又有什麼反應。這類史料幾乎注定都是片面而且有所誤差。這種誤差來自於階級，因為富有的病人往往可以住在小型的私人機構裡面，周圍圍繞著大量的工作人員，從滿足他們生活所需的管家到舞伴等一應俱全（但儘管如此，卻也無法讓他們的病情改善多少）。而因為這些收容所裡面，有比較高的醫病比例，就算沒有更高的治癒率，也還是可以讓病人受到較多的照顧，也比較能記錄下病人的一舉一動。更不用說，這些病人都出身自有教養、識字的人家，而貧窮的病人則不然。對於大量發了瘋之後被關在倉庫裡面的平民百姓來說，我們所知的實在是太少了。
不過，少也不代表一無所有。有些病人會在信裡面，對於恢復正常表達感謝之意。不過大部分的信件恐怕都是在表達抗議，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甘心默默忍受苦楚。有些人會透過文字或圖像傳達他們所受到的折磨，有些則會談到他們在收容所裡面數月甚至數年的生活。這些資料毫無疑問當然也是另一種偏差。大部分抱怨的人都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跟其他瘋子關在一起，有些人甚至透露他們某些瘋狂的行為，來自於受到了太過嚴苛的對待。
只有非常少數的作品，表達了身為一個病人在跟病魔對抗時所有的體認，比如英國北安普敦郡的農民詩人克萊爾（1793年到1864年）的作品。克萊爾人生的最後27年裡，除了幾個月自由的時間以外，幾乎都在兩間收容所中度過。他首先住在馬修．艾倫醫生位於艾賽克斯郡高灘的私人收容所中，從1837年一直住到1841年。後來他逃了出來，獲得了幾個月自由的時間，然後在1841年底開始，他住進北安普敦郡綜合收容所中，直到去世為止。克萊爾只受過少數正規教育，為了餬口他不得不靠辛苦的農務來賺取大部分的生活費，不過在1820年代，他所寫的詩也成功地吸引了一位出版商以及數位贊助者。但是到了1830年代，一部分因為酗酒的原因，一部分因為經濟蕭條的影響，他開始變得憂心忡忡。
為了養活妻子與7個小孩，他做過翻草工人、趕鳥人、小提琴手、雜工，但是這些工作加上文學贊助者每年所給的一小筆年金，都不足以應付家庭開支。漸漸地，他變得愈來愈沮喪跟恐懼，開始出現幻覺，遠離身邊所有的人。到最後過度焦慮的精神狀態讓他自願住進瘋人院裡。在被關起來之後，他仍然持續創作，並不怎麼抱怨被監禁的生活。在這段期間他的創作時不時流露出不安跟困擾，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看出，一個極力掙扎著想要維持自我感覺的人，以及反思著身為一位被關起來並被貼上瘋子標籤的人，代表了什麼意義。
以他的詩作《邀請永恆》來說好了。這首詩表面上是在乞求一位無名女士前來與他共享生活，但是詩中卻怪異得構築出一幅，身陷在一個沒有出口的世界，以至於社交生活漸漸死去的意象，一如他在現實生活中，也無法逃出由收容所構成的幽閉恐懼症的世界。不然，我們該如何解讀下面的文字呢？
……跟我走
在這奇異的生之死間
或謂死之生也無妨
無生命無家園亦無名
既是生亦是無生……
談到「黑夜幽幽」，克萊爾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段無盡的生命，從不改變：
無身分的悲傷
遺忘了雙親生活之處
抑或也被姊妹們遺忘？
那種失落感，失去身分，失去與外界的接觸，與家人、朋友乃至於整個社會的接觸，這奇怪的命運讓人不禁自問「是生抑或是無生」。同樣的憂慮在他稍早的作品《我是》中更為明顯。這首詩的題名似乎是在大聲肯定著什麼，是強而有力地宣稱著自己的自主性與個體性。但是詩中的內容卻恰恰相反，它其實是一首輓歌，悲嘆著被拋棄與無助的感覺：
我是……但無人關心或知曉我究竟為何
我的朋友早已棄我如同失落的記憶
我在悲傷裡自我消耗
悲傷在遺忘的大海裡升起與消失
如同愛情裡的陰影和死亡的慢慢失去
而我，仍然活著，在高高揚起的暗影中
走進侮辱和喧囂的空無裡
走進人生若夢的汪洋大海
這裡已無生命的意義和歡樂
徒剩殘破不堪的生命尊嚴
縱使那最親近的，我的摯愛
已都成了陌生人，啊！比別人更陌生
許多被送入收容所的病人，都無能發出這麼鏗鏘有力的聲音，來表達自己的感覺。他們必定也一樣感覺受到輕視、被放棄，如同活在一個「醒著的夢中」，充滿悲傷、被拋棄跟遺忘。他們早已失去了希望，而他們的存在早已被人掃入暗影中，再也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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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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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考爾（Andrew Scull）
譯者：梅苃芢
瘋癲，今日稱為精神疾病。
它象徵社會中的失序，代表群體中的異常。
今日我們如此恐懼瘋癲的出現，
但回溯歷史，它早已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 繼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以來最重要的精神醫學史著作
- 當代精神醫學史權威，完整梳理古今瘋癲的理論與治療
- 史詩級巨著，集結五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
- 從歷史脈絡檢視前人說法，提供更深度的辯證思考基礎
- 本書入圍2016年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
- 收錄172張珍貴歷史插圖、照片
本書從聖經時代討論到現代醫學，借鏡2000年精神疾病史，將和讀者一同思考：
- 一個人是瘋了，還是怪異？日常生活中那條線如何劃定？
- 「瘋了」是醫學問題？社會問題？抑或是時代問題？
- 現代精神病患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醫學治療為何陷入困境？
- 面對這「最痛苦的孤獨」，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診斷與治療，與其說是信任科學，不如說是信心多一些
今日我們遭遇精神疾病的困擾，通常會選擇找醫生拿藥。但開藥等同於科學方法嗎？事實上，對於大多數的精神疾病病因，人類仍然是一無所知。而且許多精神藥物其實不怎麼有效，卻成為消耗量最大的藥品。
當隨時代演進，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減不增。要如何驗證醫生的診斷？治療的成效怎樣追蹤？因精神疾患受苦的人有其他選擇嗎？這些問題持續在眾人心中盤桓不去，成為精神醫學、藥物使用等面向不斷反覆思辨的命題。
本書作者提出，現代藥物革新還無法真正有助於精神醫學的發展。且精神科醫師如果只是執著在「大腦」找尋答案，恐怕也無法突破困境。其實大眾認知、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仍是無法忽視的重要環節。一度被揚棄的心理學，以及對社會環境的理解，都應當納入精神治療與理解的一環，社會政策的轉變才是讓精神病院淨空的良方。而我們的今日與未來部分都由過去所組成，回溯「瘋癲」的歷史，便是尋找答案的一種方式。
為精神醫學困境尋找答案
作者史考爾是精神醫學史的殿堂級人物，此為其畢生研究之成果。相較於過去以歐美為主的近代精神醫學史研究，史考爾將本書討論的時間跨度往前拉到聖經時代，更將案例擴及中國、印度等歐美以外地區。他以幽默華麗的詞藻，充滿想像力與創意的解說，分析討論數十年來精神醫學史領域的關鍵問題：從古至今精神疾病與社會的關係、近代機構安置與藥物使用、精神醫學的現況與未來。這本2000年的瘋癲文明史，將帶領讀者認識這段和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歷史，也意圖從中為陷入困境的精神醫學找到答案。
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