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泰京（김태경）
和解，真的擇資本主義的可選雙重面孔
我有一位長時期的被害者個案，他最近終於從犯人那拿到了五百萬韓元的原諒於犯應和賠償金（按，約十四萬台幣），多被都迫之後就斷了聯絡。脅迫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不得不答預料中的事，很多被害者只要從犯人那裡拿到賠償金，真的擇就會和諮商者斷絕聯繫。可選或許對此有人會解釋為「因為損失已經用金錢得到了充分的原諒於犯應和補償」，但事實上更多情況是多被都迫因為「被害者無意識中的超自我感到內疚」這個原因。
根據佛洛伊德的脅迫理論，超自我是不得不答一種精神力量，透過與養育者互動過程中內化，真的擇並由道德原理所支配。可選超我發展良好的原諒於犯應和人，無關補償或處罰，都會朝著社會期許的方向行動；發展不好的情況，則會感到罪惡感與羞恥心。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用金錢來補償損失」是相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被害者來說，並不是拿到賠償金之後創傷後壓力症狀就會消失，不能彎曲而無法工作的手指就突然可以彎曲，在身體及精神痛苦中度過的時間就可以倒轉。當然，賠償金可以多少可以填補大大小小的經濟困境，但若因此認為光靠這些賠償金，就能完全恢復所有損失，不過就只是幻想罷了。儘管如此，許多被害者在領取賠償金的同時，覺得自己從國家得到保護的權利消失了，亦即不少被害者透過協商和解得到金錢和罪惡感，而自行放棄了被害者的權利。
之所以會這樣，有兩個方向可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裡瀰漫著拜金主義的社會氛圍，把這種價值內化的被害者，拿到賠償金的事實會導致他產生「因為錢而和壞人和解」的感覺（至於因為痛恨這種感覺而不願和解的人，則更多），於是認為自己沒有資格繼續痛恨犯人。一旦被害者有了這種不合理的想法，就會覺得自己身為被害者，不再應該得到國家的保護與照顧。
幾乎所有和解書上都包含原諒犯人、不希望處罰犯人的意思，但這樣更是在被害者這種想法上火上澆油。即使內心恨不得可以處罰犯人，但既已決定和對方和解了，在和解協議書上不可能不寫上「不願意處罰對方」等字句。被害者表示不願意處罰犯人，是量刑最明確的事由（獲得較低刑度）。假設被害者在協議書上不肯明確表達原諒犯人等字句，那麼要犯人支付賠償金的可能性很渺茫。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對犯罪者來說，提出賠償金並不是出自於犯人對自己的行為造成被害者痛苦，而感到真心的憐憫與後悔；也不是出自補償的意圖，只不過是減輕刑罰的手段而已。因此即使被害者不接受和解，犯人在法庭上也會強調自己為了和解付出了多少努力。如果法院不採信，犯人還可向法院提出金錢擔保，讓法院展現自己正在努力和解，甚至還會提出捐錢給被害者支援團體的收據。法院往往認為這是被告努力試圖和解的證據，因此積極考慮降低量刑。
被害者在達成協議之後，自行放棄被害者權利的另一個理由，很可能是為了解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大部分受害者會達成和解，不是因為原諒犯人，而是因為在現實中不得不答應和解協議的要求。結果卻使得被害者陷入「雖不能原諒犯人，卻得要說自己原諒了」的矛盾之中，即處於認知失調的狀態。
認知是指對於周圍環境、自己或自己行為的知識和意見等，與自己內心的認知不一致的狀態。處於認知失調狀態的時候，會自動將失調轉化成協調．努力確保一致性。達成和解後，被害者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情況（達成和解協議），因此努力想要改變自己的想法與感情。在此過程中受害者會認為，自己內心依舊感受到的憤怒與怨恨等負面情緒，是不正當的，所以經常會感到內疚。不僅如此，即使不願原諒，但已達成協議，就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擁有憎恨犯人的權利，也沒有資格要求擁有身為被害者的權利。
值得關注的是，有時被害者在和解協議書上沒有提及賠償金，亦即在沒有金錢賠償的情況下，依舊同意和解書上記載不希望對犯人進行刑事處罰等文字，原因大多是擔心如果不和解，犯人會懷恨在心進行報復。
遺憾的是，許多時候如果雙方沒有達成和解，犯人確實會明示或暗示「我會報復」，而且犯人出獄後實際進行報復的事例也在所多有！這純粹是因為法院把「有沒有和解」當成量刑輕重的依據，才會產生的問題。根據經驗，會犯下報復犯罪的犯人想法大致是這樣的：
我的確是犯了罪，是因為偏偏那時候我沒辦法控制衝動，偏偏那時候被害者在那裡，我也是很冤枉。儘管如此，為了能夠立刻免除刑罰或減少刑期，本來想寬宏大量給被害者一個協商的機會，但是被害者竟敢拒絕我的提議，我被重判都是因為被害者不和我達成和解，我真的很委屈，既然法律無法洗刷我的委屈，那我不得不親自出手了。
被害者會簽下沒有賠償金的和解協議書，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對犯人或犯人家屬的憐憫。有個案例中，一位高中女生遭到輪暴之後自殺，被害者家屬因為「犯人們和我女兒一樣年紀」這個原因，為了他們的未來著想，在沒有賠償金的協議書中簽了名。有位被害者遭到認識的人毆打受傷，他太了解犯人生活有多麼辛苦，為了他的生活著想，在沒有賠償金的協議書上簽了名。對於被害者這種決定我絕對尊重，因為我知道這樣的決定是符合被害者想要將事件放在「過去」，希望盡快回到現在。
但是在完成和解的瞬間，因為怨恨的對象被抹去了，這樣可能會加深被害者的自責感與空虛感。因此身為諮商者，我就要有心理準備，必須開始處理這個問題。十幾年前遇到一位性暴力受害兒童，因為覺得犯人（是親戚）很可憐，已經反覆道歉並請求原諒，因此說了「我原諒你」，日後每當想到這件事就感到萬分後悔。因為後來才發現，即使自己嘴巴說了原諒，心中的憤怒、恐懼、害怕也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