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印度尼西亞語」正名（下）：緃使源自「市場馬來語」，但名稱必須稱為「印度尼西亞語」

編按：本文為系列文章，為印上篇請見：為「印度尼西亞語」正名（上）：為何變體的度尼馬來語，能從印尼本土700多種語言中脫穎而出？

語言國族主義的西亞建構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亞洲、語正源自語但印度亞語非洲與拉丁美洲等飽受西方列強佔領的名下馬來名稱區域，紛紛脫離殖民地狀態爭取國家獨立，緃使因此對於「國土零碎」的市場印度尼亞西而言，若想實現「國家統一」的必須終極目標，就必須設法透過各種人為的稱為國族建構工程來凝聚共識，使得原先可能不認識或無關聯的尼西一群人，轉借以國界為範圍而成為一個政治群體，為印進而對國家產生一致的度尼認同感，所以必須建構一種所謂的西亞「印尼國族」的集體想像概念，於是語正源自語但印度亞語成為爭取獨立並追求「大一統」的建國首要任務。

19世紀初基於對抗拿破崙入侵而產生的名下馬來名稱「德意志浪漫主義」（Deutscher Romantik）運動，就是利用「語言國族主義」來凝聚反抗勢力，藉以對抗「法蘭西理性主義」，語言成為型塑民族國家（Nation）的核心要素，因為對內而言，德語足以凝聚自身的民族意識，而對外則可與非德意志民族做出明確區別；德國哲學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認為，民族文化遺產中最特殊的因素即為語言，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語言」則為其理想的政治體制。「德意志浪漫主義」建構出的「語言國族主義」，在19世紀的歐洲政治版圖重組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關鍵角色，並且成為日後國際社會界定民族的標準，因此受到此種學說的長期灌輸，國族主義份子的思考邏輯也逐漸被導向成一道數學恆等式：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一個語言=一個社會=一個國家。

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於1983年提出的「國族」（Nation）概念，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強調印刷資本主義與傳播科技對於想像共同體的塑造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透過這些傳播渠道可將國族符號與意象編寫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從而使其想像自身為國族共同體的一員。事實上，國族符號既非「民間/民眾」（folk）的自然存在，亦非長久不變的古老傳統，而是一種被創造出來的政治意象，當作個人在心理上寄附於集體中的憑藉，藉由國族符號的創造進而打造國族認同；國族符號作為一種意義濃縮的載體，對於國族主義而言，除可作為共同性與包容性的身分認同訴求之外，更由此產生具有分裂性、鬥爭性與衝突性等排他性質。

Photo Credit：楊俊業

對於追求「大一統」的印度尼西亞而言，將不同民族融合為統一的「國族」過程尤為重要，其本質是實現民族認同到國族認同的轉變，「國族化」並不排斥各個民族的原生特性，但更重視在同一政治與地域空間內相互依存、同生共榮的一致共性，因此在整合過程中，需要借由一套符號，使得原本狹小和局部的民族認同，進而轉換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國族認同，以「國家利益」的訴求來超越個別民族的不同主張，達到一個不斷增加權力共管、國家統一與政治文化同質的終極目標，因此首要任務就是必須找出國族內的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的利益共同點，整合出一種對國家忠誠取代對民族忠誠的昇華概念，而國族內的主體民族也必須不斷地完備自我，並時刻顧及非主體民族的本位感受，如此才有能力採取傾向於非主體民族的寛容政策，最終成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來爭取共同的「國家利益」。

印度尼西亞語的正名運動

在1926年使用荷蘭語召開的第一屆巴達維亞青年代表大會上，即有與會青年建議印尼需要有自己的統一語言，而荷蘭語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占有主導地位，同時未來也需要團結的語言來擺脫殖民主義的束縛，因此荷蘭語自然不會列入與會者的考量；第一屆大會委員會秘書穆罕默德．亞明（Mohammad Yamin，印尼獨立後曾任新聞部長與教育部長）表示，有兩種語言即是馬來語和爪哇語，最有機會與條件成為印尼獨立後的統一語言，而馬來語在當時即被與會青年採納並確認為日後的統一用語，但是大會主席塔布拉尼（M. Tabrani/記者和政治家）卻反對及解釋：「我並非不同意亞明的發言；我的想法只是要達到一個共同的目標，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如果我們的國家叫作印度尼西亞，民族稱作印度尼西亞，那麼官方語言的名稱就必須是印度尼西亞語而不是馬來語，縱使它的元素來自於馬來語」，這個「正名」的想法立即獲得大會書記賈馬魯丁（Djamaludin）與亞明等人同意。

所有語言的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政治權力的中心。最初馬來語的權力中心是在廖內和柔佛一帶，其後隨著廖內的權力中心轉移到荷蘭人殖民的巴達維亞（即雅加達），而柔佛的權力中心則轉移到英國人控制的吉隆坡。然後，兩地語言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各自發展，立足於雅加達的馬來語，除了受到群島語言的直接影響外，也融合了大量的荷蘭語，而以吉隆坡為基地的馬來語，除了受到馬來半島地方方言的影響外，也受到殖民母國英國的語言融合。因此，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半島（現在的馬來西亞）兩地分別發展出來的馬來語自然也就有所差別，所以塔布拉尼主席認為，就算印度尼西亞語的元素是源自於馬來語，但是兩者已非完全相同，必須予以「正名」。

圖片來源：印尼青年暨體育部

1928年「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第三點明確揭櫫：「Kami poetra dan poetri Indonesia mendjoendjoeng bahasa persatoean,bahasa Indonesia」（我們印度尼西亞的青年男女堅持統一的語言——印度尼西亞語）。1938年召開的第一屆印度尼西亞語大會（Kongres Bahasa Indonesia，KBI），塔布拉尼再次以「擴大推動印尼語」為題發言，表示印尼語並不反對地方語言，而是代表「我們的誓言」（Sumpah Kita）並稱：「我們身處一個國家，就是印度尼西亞國；我們是一個民族，就是印度尼西亞族；我們說同一種語言，就是印度尼西亞語」（Kita bertoempah tanah satu, jaitoe tanah Indonesia. Kita berbangsa satoe, jaitoe bangsa Indonesia. Kita berbahasa satoe, jaitoe bahasa Indonesia），如此滿懷「德意志浪漫主義」的理念，其目的就是要以人為創造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國族符號，建立一個多元而大一統的「想像共同體」——印度尼西亞統一共和國（Negara Kesatuan Republik Indonesia，NKRI）。

Photo Credit：楊俊業

印度尼西亞語的憲法位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