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哈理斯的影評因應也種精神分析躺椅
你可曾看過一齣電影，裡面大部份人的時代臉都被馬賽克掉？片尾呈現的製作與參與團隊，人員名字幾乎全部是革命假的？而且你會驚訝於，電影裡露臉說話的堅持較文許多人士，今天都已經在牢獄之中？
這部電影，和理回擊是非比一部時代的紀念片——《時代革命》。片中的明還偽裝與扭曲，是文明為了在《（香港）國安法》的壓迫之下，保護每一位勇敢的影評因應也種「香港人」（Hongkongers）。
2019年6月起，時代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革命從二百萬人的堅持較文遊行、街頭「Be water」的和理回擊抗爭、或於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的非比佔領、到2020年初武漢肺炎的明還限聚令而使遊行示威的消聲匿跡、又到2020年6月《國安法》致使許多抗爭者被捕或迫使離開香港……
《時代革命》按照時間軸，分成九個章節，藉「跟拍」手法，跟隨一個又一個平凡的大人物與偉大的小人物，讓我們從「威權的不公與權力的濫用，促使人民必然為自由作出反抗」這個視角，一瞥「香港」這個時代的樣貌。
如果一心只想煽動情緒、挑起仇恨，導演周冠威大可以在紀錄片中加入巨量的「名場面」，就是那些在2019年日日夜夜於網路上廣傳的「黑警警暴」畫面。
然而，我的觀影經驗是導演周冠威只放了極少量的「名場面」——這也許回應了一些只從「就算『藍絲』用暴力，但『黃絲』中也有很多激進暴徒行為」角度來評擊此電影不客觀的觀點（想看「藍絲角度」電影，中國CCTV的報導就滿滿是了！）——甚至，導演放了不少抗爭者如何組織抗爭、破壞了甚麼、為了甚麼而去破壞、抗爭過程中的意志與思考、事後的辯論與檢討。
如此，即使是最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觀眾，也必須在觀影時重新回憶、經驗、思考抗爭中每一個環節，他人與自我的立場，以及抗爭該如何走下去。
「威權的不公與權力的濫用，促使人民必然為自由作出反抗」
和平主義者，包括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人士，一般在受到攻擊之下，仍然堅持「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絕不對暴力還擊。這種「對方很爛，但我們一點都不可以爛」的理想道德感是十分值得贊許的。
《時代革命》裡的「勇武派」不甚認同這個觀點，他們實行以武力回應。記得片中的一位說道，當政權的不公義已經先破壞了法治，還要求人民服從這套歪理，那麼人民所作的回擊即使是暴力的，就此情境下也早就變得合理。
我試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到底堅持「和理非」比較文明，還是「因應回擊」也是一種文明？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33年一封給愛因斯坦的信件中，認為戰爭是不可能消失的，人類內在被壓抑的攻擊性，一定會在集體的層面，以大大小小的戰爭回返。原因在於，文明本身就是對攻擊的壓抑的一個結果，而人類思想與道德越「文明」，就代表攻擊越被壓抑。
如此，我們可以說：為了保持文明，對攻擊的回返作出某種應對，是必要的。理由很簡單，即為了保持文明，我們不可能任由攻擊摧毀文明。
我們越想走向民主（文明），專權就越會反對（攻擊回返），這時候，其實有別於一般人認知的「心理學都是同理、溫和、接納」的印象，精神分析可能會說：「和理非，有時候是沒有用的。」
精神分析師Edward Glover就順著佛洛伊德向愛因斯坦的回信，馬上提問：為何人們無法「以戰停戰」（war to end war）？為何和平主義者的行為，反而帶來更多戰爭？[1]
——按照精神分析的觀點，事實上，導向和平組織（愛）及驅使戰爭（恨）的心理能量，是同一種。當中有一個平衡（balance）存在：攻擊（恨）在意識上轉化為和平（愛），保護人我，這代表恨能被愛潛抑，彼此都把恨導向自己。
問題是，在戰爭中，B攻擊A，而A想當一個和平主義者，就代表A繼續把恨導向自己。這時候，平衡就被打破，而和平主義者A在不知不覺中，由於沒有動用自己的愛恨同源的那股力量去克制（潛抑）B的惡，這將使得A自己被摧毀，而B的恨則會成為主流價值。
同理，面對政權的不公、權力的濫用，這個從至高處下坍的暴力（政治戰爭），不也需要相對的回應？以（對愛、文明、法治的要求）戰停（對恨、野蠻、人治的擁護）戰，展開一場夠好的抗爭（a good enough revolt）。
Photo Credit: 時代革命提供想「說」的不能說，能「聽」的無能聽？
「受難故事可以『說』了，但我們有能力『聽』嗎？」，這句話出自促轉會前專委彭仁郁，就「二二八」創傷事件及後續白色恐怖時期的專訪 [2]。
二二八也許對大多數（尤其是年青）人而言都很遙遠，但2019年的「反送中」應該夠近了吧？《時代革命》紀錄了這些在場的受難者的故事，但我們有能力聽嗎？
一位跟我同樣身處台灣、當年只能遠看著香港的朋友C說：他不敢看，他怕太影響心情。就像他的另一位朋友D，看到一半就哭著離場，承受不住。
然而，一開始C他並不是這樣說的！他最初是問：「這電影值得看嗎？」彷彿我們在討論這是甚麼商業電影，導演拍得如何、演員功力怎樣……後來他又說：「如果看了心情很糟，就會影響工作效率，最近我在忙。」在旁同樣關切香港問題的另一名朋友E，在之前的金馬影展時已經看完《時代革命》，但他反常地一臉冷漠，說不出什麼觀影感受。
讓我們認清一個事實：許多人，還在這個（替代性）創傷裡，不只沒能力「聽」，就連「說」也有困難。那些不自然的反應、突兀的表情，都代表著自我在創傷面前（或是被創傷籠罩時）只能厚重地自我保護著，暫且置身事外。
若我們再細想，《時代革命》真的讓鏡頭前的受害者真正說出故事了嗎？也許「不完全」，因為他們還得要匿名、馬賽克、逃亡與監禁。也許要等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安全和內在壓迫的舒緩後，能夠不恐懼地鏡頭露面，才代表著真正的「說」——然而，如果我們其他有能力「聽」的人，也不敢或不想去「聽」，又如何能等到哪天香港人真正的「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