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芳明
【評介】朱西甯的小說現代想現代主義轉折
朱西甯是一位難以歸檔並難以詮釋的作家。所謂不易歸檔，加減指的乘除是他文學生涯與思維模式的曲折矛盾。他的評介產量豐富，創作壽命又特別長，探索任何簡單的朱西主義定義都難以概括他的文學真貌。輕易把他歸為懷鄉作家或現代主義作家，根源都會發生偏頗。不能不從他既堅持中國民族主義的魯迅立場，卻又與「漢奸文人」胡蘭成過從甚密，與張他既虔誠信奉基督教，愛玲同時又強調中國文化的去聯本位。各種價值觀念錯綜交織在一起，小說現代想構成了他繁複而難解的加減文學想像，也造就了他迷人而又惱人的乘除奇異文體。
在他的藝術追求過程，一個重要的議題便是對現代主義的回應與接受。張大春在兩篇紀念的文字中，提到朱西甯的「新小說」時期。在第一篇文章〈朱先生的性情・風範與終極目標〉，張大春指出，「一九六七年前後，從〈哭的過程〉朱先生開始了他的『新小說時期』」。[1]
不過，在第二篇文章〈被忘卻的記憶者〉，張大春說：「我曾在一篇論文〈那個現在幾點鐘〉裏指出：從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起，朱西甯的寫作進入了一個不同往昔的階段，借用現成的術語來形容，可謂朱先生的『新小說時期』」。[2] 這兩種說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朱西甯對於語言的運用特別敏感，幾乎常常處在求變的狀態之中。倘然「新小說時期」可以用來概括朱西甯在六○年代後半期的創作風格，則在此之前他的風格又是如何？
在龐沛的六○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裏，朱西甯與同時代的現代主義者似乎並不走在同樣的道路上。白先勇、陳映真、歐陽子由於是接受學院外文系的訓練，可以比同時期的知識青年更容易觸碰現代主義的思潮。坊間的歷史解釋認為外文系所傳播的現代主義顯然與當時的美援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過，在到達「新小說時期」之前的朱西甯，已經在語言與技巧方面帶有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他並未有台灣的學院訓練，更未有外文系的經驗，竟然能夠與現代主義運動銜接在一起，確實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
精確一點來說，朱西甯的現代主義轉折，絕對不能套用美援文化論的歷史解釋。畢竟現代主義運動的展開，是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滲入五○─六○牛代的台灣文壇。在美援文化還未臻於成熟境界之前，紀弦的「現代派」就已經在介紹法國的象徵主義。同樣的，林亨泰的早期詩論也是以法國象徵主義為理論基礎。
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台灣現代主義的傳播並不必然與「美帝國主義」緊密聯繫起來。朱西甯的現代主義，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歷史想像來推論。較為正確的說法是，朱西甯小說是以他獨創的實驗技巧，匯入了台灣現代主義的潮流之中。因為有他的介入，現代主義運動的格局更形壯闊。從這個角度來檢討朱西甯文學，他的歷史意義才能影響出來。
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思維
謝材俊在一篇懷念的文字中提到，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應該不是從張大春所說的「新小說時期」才開始的，而可以再稍稍往前追溯。[3] 也就是說朱西甯的現代主義美學應該是發軔於六○年代中葉的「鐵漿時期」。所謂鐵漿時期，指的是他出版的三冊短篇小說集《鐵漿》、《狼》與《破曉時分》。[4] 這些小說都是傳統敘事性很強的作品，如何能與現代主義拉上關係？何況，坊間論者往往把這段時期的朱西甯文學定位為「懷鄉小說」。[5]
對於如此一位複雜的小說家，要討論有關他的現代主義問題自然也特別複雜。在前述的謝材俊文字中，有過這樣的見解：「老師（朱西甯）一輩子傾慕張愛玲、談張愛玲，但劉大任講得對，老師的小說尤其是『鐵漿時期』，卻是魯迅的。」這種說法頗具見地。
如果要探索朱西甯的現代主義根源，就不能不從魯迅與張愛玲文學中的現代性去聯想。魯迅從現代化的觀點，看到中國社會的幽暗面，因此有「國民性改造」之說。張愛玲則是從現代主義的觀點，挖掘中國人的人性黑暗，從而創造了《傳奇》的一系列短篇小說。
朱西甯對於自己的文學淵源，已經有過公開的承認：「……魯迅在小說的象徵手法方面也給予我莫大的影響，其他在形象的掌握，人物的塑造和詞藻運用方面給予我重大的影響的也許是張愛玲。」[6]他甚至在一篇自述與張愛玲的文學關係時也說，「張愛玲給了我小說的啟蒙」。[7]早期的自我文學教育，誠然對朱西甯後來的審美道路有了明確指引。從這個觀點來看，他從魯迅與張愛玲的小說吸收到現代主義思維，並不令人訝異。
確切地說，朱西甯所走的道路，似乎是企圖在魯迅與張愛玲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時，有太多論者把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視為對立相悖的兩種美學。
對於如此的爭議，朱西甯有他自己的看法：「所謂現代主義文藝與鄉土文學文藝，一是太過貪圖外求，一又失之於緊縮創作世界，而過分保守。或許可以喻為一是太平天國，一是義和團，俱有缺憾。」[8] 張愛玲式的思維若是過於極端化，似乎就是像太平天國那樣，企圖藉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社會。而魯迅式的思維如果受到無限膨脹，就有可能像義和團那樣，淪為盲目的排外而閉關自守。他的比喻也許值得商榷，卻也相當生動。
因此，朱西甯在「鐵漿時期」創作的短篇小說，與其說是在於懷舊，倒不如說是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舊社會。他批判精神的基礎，顯然是魯迅的現代性思考。受過日本現代化教育的魯迅，早已指出中國民族性的停滯、倒退與封閉。阿Q人格的愚昧無知與盲目自大，造成中國文化在近代文明競賽中的挫敗。魯迅期待中國民族性能夠進行一次徹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