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教育学者程猛：农家子弟的苦读很能理解，但需要被改变

相关报道详见《“读书的对话弟料”：农家子弟离开乡村之后》

2020年5月14日，重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小，教育解这所学校只剩下一名坚守了41年的学者需被老师和两名学生。 （视觉中国/图）

1980年代末，程猛程猛出生于安徽省一个三县交界的农家能理偏僻村庄，父亲是苦读农民，母亲是改变村小老师。从小，对话弟他就被村里人看作“读书的教育解料”，也走了一条典型的学者需被农家学子之路：从村小到乡镇的中心小学，再到区县一级的程猛初中、市里的农家能理高中，最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苦读又在这里念完博士，改变成为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对话弟一名研究者。

读博时，在给导师康永久教授的邮件中，程猛写道，“出身底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这批读书人，是最让我感同身受的人群。”

此后，程猛将“读书的料”这一日常概念转换为学术论题，研究出身农家又取得高学历成就的寒门子弟因何成才，又历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心体验。

研究中，程猛将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所生产的筹码（底层文化资本）归结为“先赋性动力”（为改变命运努力读书）、“道德化思维”（学习作为道德事务）、“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与学校文化的亲近）。然而，故事的暗面，是伴随农村出身而来的重重阻碍，跨越大学之门的冲击、片面发展的隐忧、在故乡成为异乡人，以及与家人之间情感的郁结。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交流中，程猛坦承，作为一本教育社会学领域、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的选题过程和文献中的思想交锋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原本以为对公众来说可读性不强，却意外地获得关注，实现了跨界传播。推究原因，程猛认为是情感上的“感同身受”，“让有经历的人看见自己，让没有经历的人看见另一个世界”。

主流叙事中，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常常被简化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想研究农家子弟？

程猛：刚读博时，“寒门难出贵子”和“寒门何以出贵子”这两个话题都很热。一种观点认为，农家子弟弥补原生家庭无法提供文化资本的短板，才能取得学业上的成就。甚至有观点认为，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过程是改变在农村养成的“自由散漫和各种陋习”，向城市文明靠拢。我自己的经历会让我很难认可这些观点。

刚好那时我的博士导师康永久教授收集了一些大学生的自传，有与我经历相似的农家子弟，也有城市背景的学生。在读这些自传，包括研究这些自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农家孩子取得高学业成就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弥补缺陷的过程，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性。难道只有城市里的家庭才能传递和生产文化资本吗？我觉得这类观点没有看见他们的独特性，尤其忽视了这些成长体验具有的教育和社会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我关注了贯穿农家子弟生命体验的一些特定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