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鴻泰（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殊非偶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城市舞台：明後期南京的結社京為城市游樂與文藝社群
一、前言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中，術儒史特志氣高尚，林外不同流俗，意南又有些不通世故的場景杜少卿，疏財仗義，描述揮金如土，文人家產將盡時，活動家中老僕臨終前苦心相勸：「你的殊非偶然品行、文章，結社京為是術儒史特當今第一人。……但是林外你不會當家，不會相與朋友，意南這家業是場景斷然保不住的了！……你眼裡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裡去，或者還遇著個知己，做出事業來。」此回結束時，作者且提示道：「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游﹔江北家鄉，不見英賢豪舉。」儼然南京城具有特別的人文環境，是可以廣納各方俊傑的特別場所。
果然，杜少卿到南京後，在秦淮河畔租了河房居住，從此和各方文士頻繁交游，開啟另一番人生盛景，甚而可說杜少卿乃因此找到人生的「歸宿」。《儒林外史》對諸多文人之刻畫往往語帶諷刺，多著墨其不堪處，唯杜少卿屬難能可貴之正面人物，此一角色乃有吳敬梓個人身影之投射，可說是某種理想性人物的表徵，而其進入南京，則可謂乃得其所哉，理想的文人進入理想的人文環境。
吳敬梓藉《儒林外史》刻畫明清科舉制度下士人的各種面貌與心態，同時有意塑造理想文人形象，在其所繪人文圖像中，南京城市乃成可以寄寓士人理想的文化場域。誠然，明中期以降，南京逐漸成為人文薈萃的文化都城，各方士人往往樂於匯聚其中，縱樂交游。
《儒林外史》之特意以南京為場景描述文人活動殊非偶然，《桃花扇》更是全然以南京為歷史舞台，藉以重現晚明名士的慷慨激昂與風流韻致，而演成才子佳人的典範劇本。《桃花扇》所演人事，往往有事實根據，其將復社名流置於南京城的繁華中，一則可說是晚明實況的反映，一則也可視為某種歷史文化的表徵。
《桃花扇》男主角侯方域（1618-1655）確實在22歲時，即離開其所成長的開封來到南京，對此他自言道：「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南京之行定義為知識成長後，進以社交結友人生之旅，而他的南京之行也確實翻開人生新頁，展開極為熱鬧的交游活動，尤其與復社諸名流過從甚密，而與陳貞慧（1604-1656）、方以智（1611-1671）、冒襄（1611-1693）並稱為「復社四公子」。
另一方面，侯方域進入南京時，也因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1）之推薦，而知有名妓李香君，因此刻意造訪結識，從此展開才子佳人相知相惜、可歌可泣的故事。《桃花扇》所述乃有所本，而其中場景與活動，誠屬為晚明士人交游文化之反映，劇中種種繁華盛景，的的確確曾經顯現於明代南京之城市生活中。
事實上，《桃花扇》所述確實極能掌握晚明之時代精神，尤能精確刻畫當時士風之特色，此劇中最為根本的衝突乃是復社諸子與阮大鋮的衝突，而此君子／小人之爭，淵源於天啟朝的閹黨與東林之爭，只是攻守異勢且鬥爭方式也大為不同：天啟朝的黨爭可謂乃政治場域內的權力角逐，而阮大鋮（1587-1646）與復社的矛盾，則演變成城市社交上的競逐——阮氏有意藉其戲劇專長，結納各方名流，以重造聲勢，而復社諸子，則恐其惡勢力因此復熾，因此刻意抵制，乃有「留都防亂公揭」之刊布，打擊阮之聲勢。
如此，天啟朝政治權力的鬥爭轉成社交輿論的較量，而留都南京乃成此社交競賽的大舞台。孔尚任（1648-1718）撰寫《桃花扇》意在捕捉晚明士風精神與文化風貌，其選擇復社諸子與阮大鋮之爭為大背景，而於其間交織家國大事與兒女私情，而以南京城之社交活動為展演舞台，固可謂慧眼獨具，卻也有歷史事實為其張目。
明代後期的南京城確實是一個別具歷史意義的社交舞台，士人在其中熱烈展開各種社交活動：文酒之會頻頻舉行，士人間的集會結社活動也如火如荼地進行，熱烈的交游活動，激發士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晚明動盪時局中，紛紛擾擾的各種政治軍事，往往成為社交的爭議話題，乃至進而集結特定的政治陣營。如此，朝廷的政爭延伸至城市生活，居於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京城，原是有名無實的首都，值此板蕩之際，反倒成為熱血士人輿論交鋒的重要基地，也是個人生命昂揚的大舞台。
然則，南京作為士人社交的重要場域，並非由復社諸子之振臂高呼而始趨熱絡，南京士人之樂於集會結社由來已久，其社交文化之積澱可謂既深且厚，已然成為重要的文化底蘊。晚明復社之聚集於此大會社友，高歌壯舉，殆可視為南京社集歷史長河之激盪波瀾，實乃厚積而薄發，並非突如其來也。事實上，南京士人的社集活動也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經歷了不同的變化，其活動形式與屬性內涵也因時而異。本文即嘗試對此略作考察，由此探測士人生活、城市社交與文化活動究竟如何相互激發，也由此思考明後期社會文化發展的動力與邏輯。
二、宦於此者，得遂觴詠之樂
一般論及南京文藝活動的展開，往往引用錢謙益（1582-1664）的論斷，認為金陵之社集活動初盛弘治、正德年間，錢氏之說相當概括地點出南京文藝之盛況，然則其說亦不免過於化約，事實上，南京之社集活動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記錄南京歷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馬泰（約1492-1563）〈三餘雅會錄後序〉稱：
吾鄉雖稱都下，去輦轂遠，宦於此者，率事簡多暇，得遂觴詠之樂。天順中，翰林學士吉水石溪周公敘始結詩社，擇吾鄉能詩士人，若賀公確、王公麟與邵以誠，凡十人與遊，題曰「南都吟社」。成化間，翰林學士西蜀簣齋周公宏謨繼之，復與士人沈公庠、任公彥常、金公冕十二人遊，題曰「清恬雅會」。正德初，戶部侍郎海陵柴墟儲公巏復繼之，乃與揮使劉公默、士人施公懋、謝公承舉凡十人遊，題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內文宗，其人品詩格俱高，乃能下交諸士人。諸士人亦不少屈諂，觴詠適情，密若昆季。每一會時，都人輒拭目傾耳，稱為勝事。
此說指點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藝條件：這個城市雖號稱都城，事實上，卻是遠離權力核心，在權力的操持上實屬邊緣，此地聚集為數不少的「京官」，官員之品級頭銜頗為高尚，卻多近乎閒差，難有作為，事簡多暇。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無所作為，閒暇甚多之清高官員，乃多以寫作詩文作為娛樂。這正是南京文藝發展的特殊之處，這些位高權輕的清貴官員，往往成為文藝社集的發動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動發端甚早，在天順年間已然登場。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倡導社集活動者，都非泛泛之輩，天順時組成南都吟社的周敘，與成化間組成清恬雅會之周宏謨，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時秣陵吟社之首腦儲巏，則是鄉試與會試都是第一名。他們可說都是科舉勝利者，且表現最優，是科舉制度下，被認定最為能文之士。他們本來應該在宮廷之中，占據最佳寫作地位，文為天下表率之人，翰林本職固當如此，只是他們屈處南都，未能在堂廟之上，寫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領袖天下文風——即所謂的「海內文宗」。他們「懷才不遇」下，唯有另尋管道發落其才氣，以「下交諸士人」的方式，實踐「文宗」之志向。
南京社集活動的開始，出於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處，卻也有必然之理。事實上，南都的六部官員，往往官品高而權輕事少，這些清高多閒的官員，往往也就成為文藝活動的主要成員，積極藉諸文藝活動以自顯，實屬常態。也就是說，南京的社集活動中，那些來來去去的六部官員，是其中相當重要的成員。他們對南京的知識交流與文藝社交的發展，都有相當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順、成化間首開風氣外，在日後的社集活動中，他們也往往多所參與，乃至成為其中要角。
《四友齋叢說》中嘗記：「孫季泉轉南宗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為相知。」可見這些任職南京之官員，多有文藝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則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實則活躍於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類官員，例如：所謂「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間，來南京任戶部主事的朱應登（1477-1526），他就職後積極參與當地文藝活動，因此與顧璘（1476-1545）等人齊名並列。嘉靖時期知名文人蔡羽（？-1541）、何良俊（1506-1573）都任職翰林孔目，而活躍於南京文藝圈。
文壇領袖王世貞（1526-1590）、邊貢（1476-1532）、王慎中（1509-1559）、鍾惺（1574-1624）則為南京六部官員，而在此交會各方文人。萬曆時期南京文壇領袖曹學佺（1574-1646），也因任職南京而積極推動文藝社集，將南京文藝推至極盛。凡此略可概見，南京文藝社集的發展，乃與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關，位高權輕的「京官」乃屬其中要角。因此，南京社集活動之開始，出於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這批南都「京官」在往後的歷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動的重要成員。
天順年間的南都吟社與成化時的清恬雅會，固可說是南都社集的濫觴，然此社集活動之發起，個人因素仍居主因。兩位翰林的愛好文藝，樂於交游，使之得以開風氣之先。實則在此時期，全國之文藝風氣猶然未興，而城市社交生活也還不發達，甚且，這段時間南京城都還在遷都後的大蕭條時期，所以天順至成化間的社集活動，與其將之視為南京文藝風尚已趨勃興，毋寧說是個人興趣點燃的星星火光。
或許正由於此，錢謙益在敘述金陵社集發展時，並未將此期活動列入其中，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過，蓋此舉不足以作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學傳統之肇興。事實上，有關南都吟社與清恬雅會的活動，也殊少見諸相關記載，可以說有關南京的文學敘事中，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結社的藝術：16-18世紀東亞世界的文人社集》，聯經出版
主編：張藝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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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6到18世紀的文人社集為題，
跨越中國、日本、越南，
從比較的角度
為東亞的結社文化提供嶄新的視野。
文人社集向來是引人注意而且令人著迷的主題，而過去二、三十年，文史領域得益於大量叢書及文獻的刊印出版，有了長足的進展，也讓社集這個主題得到被重新審視的可能。
《結社的藝術》這本論文集是團隊合作的成果，以歷史學與文學的取徑為主，並及於醫學與書畫鑑賞，以此探討不同人群結社的藝術。各篇作者傾向把社集放在整個時代的大脈絡下，從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轉型與身分階層等面相切入，讓社集這個看似熟悉而傳統的題目，得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論點。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