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進
〈南方有佳人，書評遺世而獨立——談鹿橋及其《人子》〉
一
王國維《人間詞話》嘗云：「客觀之詩人，談鹿不可不閱世，橋及其人求閱世愈深，既立極則材料愈豐富，意也愈變化……主觀之詩人，文現不必多閱世，代文閱世愈淺，學史則性情愈真。創舉」如果用《未央歌》的書評幽谷清音和《人子》的雲山飄渺來品題鹿橋，則其該歸屬王氏所謂的談鹿「主觀之詩人」矣。無論是橋及其人求《未央歌》或是《人子》，雖然時時閃爍著品味極高的既立極慧見，但是意也總覺不沾人間煙火，讀來恍如置身世外，文現是一般人對鹿橋作品的印象。
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雖然鹿橋擁有極廣大的讀者群，但一直很少被學院派「嚴肅的批評家」作過「嚴肅的評論」。換句話說，鹿橋的作品極可能拂逆了學院派的一些基本原則，諸如：不真實，未能充分反映時代，用詞過度濫情……等。但是所謂「真實」的概念本來就不易定義，究竟生活細節才是真實呢？還是作家經由理念對世界的詮釋才是真實？
所謂未能充分反映時代，就中國近代史而言，一旦語涉時代，似乎無可避免地要和「鮮血」、「苦難」、「抗議」畫上等號。殊不知「時代」實在是一個中性名詞，作家可以在這裡找到他要找的旋律。唐代的安史之亂使杜甫寫下蒼莽血淚的詩史，素為歷代詩學推崇。但與杜甫同時歷經天寶亂世的王維，最為詩家傳頌的卻是「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之類的玄遠佳篇。
川端康成完成他纖細柔美的「新感覺派」作品時，正是日本捲身二次世界大戰之際，新潮社的《川端康成全集》十六卷還是在日本敗後四年（一九四八年）百廢待興的境況下出版，《千羽鶴》則是在次一年刊出，足見日本戰後文壇並沒有要求川端作「時代的見證」；川端也一本初衷走著自己的路。
然而，一九六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說得好：「川端經過日本決定性的敗仗，他知道要復興日本，必須有進取精神，生產力和勞動力。可是，在戰後受英國強烈影響之下，川端卻透過他的作品，以沉穩的筆致呼籲：為了新日本，必須維護一些古老日本的美與個性，這從他精心描繪京都的宗教儀式，細心選擇傳統腰帶的圖樣中可以看出來……。」
原來作品與時代的辯證方式是可以如此多重性的，有些人一味在時代中看到了苦難，有些人卻始終能在苦難的時代中激起倔強的堅定的美的信仰。
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對鹿橋未能正面描寫抗戰而感到遺憾，反過來，我們要慶幸鹿橋沒有草率地隨波逐流。因為一但質性不合，勉強去寫，我們頂多只是平添一部二流的「大時代作品」。現在，因為鹿橋自我謙遜地抑制，我們反而流傳著另一種誠摯的永恆的旋律。
文學作品究竟是否要有一清晰的理念，再以現實材料加以發展，還是先要有豐富的生活細節，再經此提煉出題旨？素來是文學評論家爭執不斷的議題。事實上，王國維所說的「主觀之詩人」指的是前者，「客觀之詩人」指的是後者，而鹿橋當然是典型的「主觀的詩人」。
《未央歌》並非從細微的生活細節長出來，而是從理想境界臨空飛下來。並非這個大學的人都原本是如此這般活著、想著，而是鹿橋認為這個大學的人都應該如此這般唱著、舞著。這個分野極具重要性；若不狠心揮下這一刀，所謂反映時代背景的執著，反而會是作家的束縛。其實鹿橋自己說過：
它要活鮮鲜地保持一個情調，那些年裡特有的一種又活潑、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樂觀情調。那情調在故事情節個性人物之外，充沛於光線、聲音、節奏、動靜之中。要寫出這個來，故事不但次要；太寫實了，太熱鬧了反而會喧賓奪主，反之一個情調可以選多少不同的故事來表達。
具體的時代背景有時是沃土，適時提供養分；若過於強調，也可能變成鐵鍊，綑綁翅膀飛翔。鹿橋說得又溫婉了些：「故事困於時代、地點、人物，往往事過境遷，顯得歷史味太重，很是陳舊。」鹿橋實在是希望大家把《未央歌》當成一部有永恆性價值的文學作品來看，而不僅止於「西南大學實錄」。
換句話說，鹿橋是文學家，不是教育家，他有刻意要講的話，而他選擇了文學的形式來代言。我們不能只管內容不管形式。但是《未央歌》的讀者似乎過度關心作品的內容而冷落了作品的形式，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鹿橋「教育家」的風采可能將逐漸掩蓋住他「文學家」的本質。
其實《未央歌》應該可以放到近代文學史中來讀。司馬長風是少數具有慧眼者之一，在其《中國新文學史》中赫然將巴金的《人間三部曲》、沈從文的《長河》、無名氏的「無名書」、鹿橋的《未央歌》並列為戰時戰後時期的四大巨峰。但是作品結構分析略嫌簡陋。
張素貞〈從浪漫到寫實——談《未央歌》與《滾滾遼河》的創作模式〉對《未央歌》有極細微的解析，可惜受限於要和《滾滾遼河》對等來談，反而無法專注焦點盡興談來。也許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未央歌》的回應大概是熱情有餘，深度尚不足。鹿橋表面上熱鬧，其實是寂寞的。
二
不論《未央歌》獲得怎樣的反應，終究還只是二十幾歲時的少作，無法顯示其格局。三十年後重拾舊筆寫成的《人子》，則再度顯示出其恢宏的氣魄。這一次鹿橋出人意料地採用了可以斬斷一切時空限制的寓言體，「好讓我們越過國界，打開時間的隔膜來向人性直接打招呼」。其實這項用心他自己早已說過了：「故事困於時代、地點、人物，往往事過境遷顯得歷史氣太重很是陳舊。」顯然是鹿橋對於自己的作品是否能穿越時空、得到永恆性的存在一事，是一直耿耿於懷的。
其實這樣的野心，早已見諸於其早期的《未央歌》中對文字的運用自覺性。鹿橋自己宣稱：「我們又生在五四之後，在白話文運動中成長，被迫接受一個很貧乏的新文藝的試驗室！《未央歌》是我主張、提倡、力行實踐我所謂『新文言』的一篇試作……《未央歌》每在情感一上升的時候文字就往新文言方向走。到了第十三章，全書最短的一章，文字還是可以上口，可是離口語就越來越遠，或化成散文詩或是帶了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