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愉婷
Rght Plus編按：
「關係者的從強距離」是Right Plus 多多益善與「貧窮人的台北」合作的特輯。從2019年的制送資源「貧窮人的台北系列報導」到2020年初的「制度傷人」專題，我們持續關注貧窮的破門結構性成因，與貧窮者的救人多元樣貌。
這次的長老病主題，是何承針對貧窮者身邊的「重要關係人」展開系列訪談。我們前後訪問了15人，擔社的生包括老師、區裡里長、死與警察與法官，分配每人深談2.5至5.5小時。從強每個受訪者雖不足以作為其自身職類的制送資源全體代表，仍可從中窺見跨領域的破門普遍思維。
這些重要關係人所做的救人決定與付出的努力，經常左右貧困者的長老病人生──如果家庭出狀況的孩子能遇到一個用心的老師，無依的長者能遇到願意協助的里長、精神障礙者能遇上懂得寬待的警察、貧弱的犯罪者能遇到願意在體制中理解他的法官，一切很可能變得不一樣。
重要關係人需要理解貧窮，也需要被社會理解。因為同理心的養成與行動的空間，都需要公眾支持。他們眼中的貧窮樣態也很不同，那使他們做出來的決定經常無法被眾人接受。但難以解釋的行動與真實的心聲，往往才是對話的起點。
（本專題由「貧窮人的台北」部分支持，Right Plus獨立報導。所有內容皆經受訪者確認並未曲解原意，文中個案也已適當去識別化。如有雷同，純屬眾生百態。）
他們的生活因為我而過得更好了，我自己卻窮得要死，有時相對剝奪感很重。
──汐止區湖興里里長郭書成
身為最靠近民眾生活的一里之長，里長的職務內容繁瑣，看起來就像隻忙碌的八爪章魚，從貧富貴賤到生老病死無一不經手。
為了維護社區公共事務順利運作，里長幾乎全年無休、24小時上工。汐止區湖興里里長郭書成就曾經在臉書粉絲頁上「向里民請長假」，名義上說是要休息，實際上是為了不被瑣碎的事務打斷，好好處理擱置已久的工程溝通業務。然而有急事的里民一打電話，郭書成仍是馬上行動。
萬華區青山里里長李昭成也說，他對這樣日夜不休的生活早就習慣了，即便眼皮都快闔上了，他也會到里辦公室趴著睡午覺，「這樣有人一來，也看得到我在這裡。」
而北投區溫泉里里幹事張又豪（化名）則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上午待在區公所，下午到里辦公室駐點、為民服務。即便如此，張又豪也會利用上午的時間，和北投區其他41個里幹事同事交流討論，再回到社區實踐、解決問題。
難解的「問題」
張又豪是八年級世代，他雖也認同必須更加靠近，才能理解人的處境，但有時候，一個人當下面對的「問題」，背後其實糾纏著諸多紛雜的結，單單倚靠里長或里幹事也解不開。
例如2019年底，張又豪總在上下班途中，碰見一位70多歲的老伯獨自睡在附近的一個小公園。「我看他這麼冷還待在那，就過去勸他回家，他說他不喜歡回家，寧可住在外面。因為同住的兒子老是跟他要錢，有時候要不到還會拳腳相向。」
張又豪擔心年邁的老伯抵不過冷冽寒風，自己帶了一條毛毯給他，有時候會買點東西給老伯果腹。附近的居民有時也會提供水果點心給他，就怕他在公園發生什麼三長兩短。
張又豪說，老伯不缺錢，也有住處，他曾聯繫老伯的兒子，只得到「那是他自己不想回家」的消極回應；他也曾致電老伯在外地的親戚，親戚也只說「沒辦法」；且因為老伯並沒有危害治安、更沒有犯什麼法，即便警察來過，也一樣只能單方面勸說。
「老伯在那裡睡了一個月後，就消失在公園了。」張又豪說，老伯沒在公園留下一點痕跡，不知道他去哪裡了，只剩下記憶中的身影。這其中是否有所謂的「問題」存在？張又豪也說不上來。
小里長的大承擔：從強制送醫到破門救人
從政四年多的郭書成則舉例：「像是鐵路殺警案或小燈泡事件發生時，里民會因為不了解精神障礙而擔心，精障者家屬也容易因為承受不了鄰里指點或對照顧感到疲乏，而收到比較頻繁的通報，希望將精神病患強制送醫。」
郭書成說，如果真要強制送醫，就必須有人填寫同意書與相關資料，不過無論是警消單位工作者或里民，都沒有人想承擔可能被當事人或家屬控告的風險，因此常得由里長簽署強制送醫同意書，負起擔保責任。
「我問過很多醫療從業人員，強制送醫後不一定符合住院資格，病患如果被『退回來』，和社區里民之間的關係將會更破裂，對誰都不好。」那怎麼做才好？郭書成說：「社區需要有足夠的物理與心理空間接住他們，讓他們能夠定期被關心，甚至接受諮商；疲於奔命的家屬則需要喘息。」
「最重要的是，他們更需要密集照顧與被照顧之外的社交生活，才能融入社區。」郭書成說。
但其實身為里長，他的處境也很為難，因為資源就是那麼少：「我根本沒有資源。而社會局社工光是跑個案就忙不過來了，還要將能量用在預防，根本不可能多做什麼。」郭書成無奈說，里長能做的通常不多，多半只能幫忙轉介資源，有時甚至無法介入。
郭書成也曾處理過社區中的自殺案，大約每隔2-3個月會有一樁。面對這種無可奈何的離別與死亡，他無法歸結出真正的肇因，但似乎與貧窮脫不了關係，「我可以從他們的住所看出他們經濟條件不好，街坊鄰居也會議論。」
死亡雖是生死大事，有時卻又世俗到令人失笑：「曾經有鄰居通報可能發生自殺案，我跟警察一起到現場，請鎖匠開門。門開了，人也早就死了。但誰要付鎖匠費用呢？」
郭書成說：「當下的情境，不僅沒有人會注意到這個微不足道的環節，且不管向誰索討這筆費用，都只會顯得非常不合時宜。」身為里長，他最後只好自掏腰包付錢了事。
Photo Credit: iStock拿捏同理心的分寸，把關國家資源
李昭成也回憶起一些離譜的經驗：「有人為了借100元，威脅我說10大槍擊要犯都是他的好朋友；也有里民千方百計杜撰故事要我蓋章，每個月拿著清寒證明去不同的慈善團體申請補助。」他說，尤其逢年過節，各團體的資源特別多，這種案例也更常見。
他更指出，社區中甚至還有「代辦清寒證明」的「產業鏈」存在：「那些幫別人申請證明，後來又從中抽成的，我一看就知道，我會把他們趕出去。」李昭成在華西街打滾60多年，投身擔任里長也已超過10年，見過形形色色的索討，他強調：「我覺得這種時候，我們就要停止施予，否則浪費社會資源。」
對李昭成來說，里長要站在把關的第一線，拿捏同理心的分寸：「做一個里長，不能是非不分。有時我們清寒證明上會加註限定某慈善團體使用，為的就是防範有些人將證明拿去護貝，重複申請補助，造成資源排擠效應。」
當然，有時候關鍵不在資源與同理心，而是責任歸屬的問題。例如里民來找他抱怨說街上站滿了「伊拉客」（性工作者），「我頂多只能委婉驅趕，叫她們離開、不要騷擾別人。但我走了以後她們也是站回來啊，我不可能在那邊站崗吧。」
「其實人家站在那邊也沒有犯法，我們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說她們從事違法性交易，如果遇上需要破門取締的，那也是警察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對李昭成來說，每個問題彷彿都「冤有頭、債有主」，碰上了該是誰去處理，就由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