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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哲爾遺世鉅作《尼德蘭箴言》:當所有人都謳歌上帝,只有他在臨摹撒旦

根據年鑑史學派的布勒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的哲爾描述,安特衛普(Antwerp)是遺世言當中世紀西歐的貿易重鎮,到現在還是鉅作比利時最重要的港口。

大量的尼德商業承兌匯票如雪片般落下,質量上乘的蘭箴臨摹貨品堆積如山,繁忙的所有上帝撒旦商船卸貨如風,買家聚在一起討價還價,人都銀行門前擠滿了絡繹不絕的謳歌商販,港外舳艫連綿,布勒啟程前往熱那亞、哲爾漢堡和威尼斯的遺世言當班次非常密集,四處都是鉅作金幣銀幣的清脆聲響。

在這座紙醉金迷的尼德城市裡,住著一個才華橫溢卻性格怪誕的蘭箴臨摹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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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塔》(1563年)

老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de Oude)是一個傳說式的人物。他生猛無比,像是在弦樂四重奏的現場拿起一個法國號搗亂。布勒哲爾的獨特,就像巴洛克遇到野獸派。他畫鄉村的豪飲,酒席的醉漢,一如在安靜的教堂內敲鑼打鼓的放煙火,大膽而囂張。布勒哲爾創作《尼德蘭箴言》,他用漫畫的動感來臨摹那種《金瓶梅》的慾望橫流。

布勒哲爾面臨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在物質文明的刺激下,人類的醜態百出。布勒哲爾敏感的捕捉到了這種墮落。這種墮落經過他的調味,便成為了遺世鉅作《尼德蘭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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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蘭箴言》(1559年)

布勒哲爾沒有單純的選擇拿起上帝權杖朝這些人頭上敲下去。他只是紀錄,幽默而創意的記錄著。很克制,也很聰明。

這種若有似無的道德譴責,與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非常合拍。在這本書當中,韋伯闡釋了新教的倫理觀念,以及這種觀念如何在潛移默化之下助推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天主教徒是傾向宿命論的:今生的勞苦,不過是上帝的天罰。唯一的解脫是認命,是保持一顆貧窮但虔誠的心,期待來世的救贖。但對於新教來說,工作不是懲罰,並不是耶和華對亞當和夏娃的狂怒,而是一種榮耀上帝的方式。

韋伯在書中解釋到:「佔有財富將導致懈怠,享受財富會造成遊手好閒和放任情慾,它將使人放棄對正直生活的追求。事實上,佔有財富之所以招來異議,完全就是因為它能帶來懈怠的危險。因為,聖徒的永恆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塵世生活中,人為了確保自己的恩寵狀態,就必得『完成主所指派於他的工作,直至白晝隱退』。 按照上帝意志的明確昭示,唯有勞作而非悠閒享樂方可增加上帝的榮耀。」

結果這讓新教盛行的尼德蘭人(如今的荷蘭與比利時)充滿了工作的動力。累積的資本也不會被隨意的揮霍,而是投入到再生產的過程當中,促進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提高利潤率。

因此,浸淫在不同宗教倫理之下的布勒哲爾,他與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畫家是很不一樣的。

布勒哲爾為什麼要這樣畫?

人文學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根據他關於人與世界新關係的哲學理解,對自己提出要求:

「要擁有足夠充分和廣闊的想像力,像擁抱都市一樣地去擁抱宇宙。」(I’imagination assez pleine et assezétendue pour embrasser I’univers comme sa ville)

老布勒哲爾正是受到了這種詩性語言的啟發,開始有意識的去反思義大利文藝復興以來對「形而上」的癡迷。

當博蒂奇尼(Botticini, 1446—1498)、卡羅托(Caroto, 1480—1555)和基蘭達奧(Ghirlandaio, 1449—1494)幾個人在開開心心的畫《三個大天使》;巴羅喬(Baroccio,1526—1612)與蒂耶波洛(Tiepolo,1696—1770)在描繪《最後的晚餐》的時候,布勒哲爾在畫他的陰曹地府,叛逆的不得了。

布勒哲爾擁抱真實,一種超驗的真實,一種拉丁美洲式的魔幻真實。

布勒哲爾其實是杜甫,他用手中的彩筆去描繪鄉村的骯髒頹廢、地獄的烈火噴湧、巴別塔的搖搖欲墜,這是他瑰麗奇險的探索。他的想像力就像宇宙一片黑暗裡叮咚落下的繽紛彈珠,他從柏拉圖《蒂邁歐》和阿奎納《神學大全》的搖頭晃腦裡掙脫出來,也從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精神指導中嬉笑逃跑,他拒絕一切的春風十里,拒絕一切的陽光明媚,他認真的反思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在一片優美洪亮的歌頌當中,布勒哲爾則是那刺耳的咳嗽。

他的畫面華麗而狂暴,但這種詭異卻包含著他對自然的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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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塔》(1563年)

威爾・杜蘭特(William James Durant)是理解布勒哲爾的。在《文明的故事》中,布蘭特說:「反抗死亡,他(布勒哲爾)只看到一種安慰——那是他以美、恐怖、生長、衰微和再生的各種形式來接受的自然的一個完整的部分。」

布勒哲爾很早就看到物慾橫流的背後是百年蕭瑟的劫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布勒哲爾有點三島由紀夫的氣質,他的畫面通篇暴烈,是色彩鮮豔的《山海經》。他的《瘋狂的梅格》(Dull Gret)與《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滿滿的蒲松齡,躍然畫布。

德沃夏克(Max Dvořák)在他《作為精神史的藝術史》一書中如是評價布勒哲爾:

「(布勒哲爾)並不太在意人類應該是什麼樣子。他關心的是人實際存在的一切過錯、激情和邪惡是何以形成的。 他十分生動地描繪出人類的弱點,不失幽默感,讓觀畫者從中汲取道德教益。」

布勒哲爾對繪畫的理解是超前而成熟的。德沃夏克繼續說:「在(布勒哲爾)這裡,大自然因衰落而憂鬱,因再生而歡欣;冬天大氣灰白,寧靜而安詳;秋天果實累累,多汁而甘甜;夏天陽光普照,燦爛而輝煌;夜晚的群山、河谷、草甸和鄉間阡陌,詩意盎然。 還有寧靜的村莊,農人的勞作、哀傷與快樂——事實上,所有一切都合而為一,是大自然的展示,是生命之流無盡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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