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u Hui
我們動輒就可以許下數十個諾言——承諾母親會早點回家、承諾伴侶會愛對方一生一世、不承承諾朋友會應邀赴約。諾來難承諾契我們的得艱生命中、生活中，政治哲學都離不開承諾。我們都承諾別人甚麼，不承又要求別人承諾自己甚麼。諾來難承諾契承諾很多，得艱多到我們平常都不覺得這是政治哲學一回事。承諾愈多，就愈顯得它空洞，不承愈顯得它不過跟聲音一樣輕。諾來難承諾契
但承諾這行為，得艱表現了人的政治哲學甚麼特性？承諾，在人與人之間創造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承諾，何以來得艱難？
「承諾」這行為得以可能，最起碼需要兩個人或兩個群體。姑且叫他們做「承諾者」及「被承諾者」。在許下承諾的時候，承諾者及被承諾者都超越當下的環境，對未來有所投射。只有因為我們的目光可以離開現在、放到未來，承諾者才能許下諾言，承諾他（們）將來一定會如此這般。另一方面，亦只有當被承諾者對未來有所投射，他（們）才能理解「諾言」所指向的，是未來的事態或行為。承諾這行為，反映了人這種存在者的時間性（temporality），展示了人從來不是只活在當下，而是同時向着未來而活的。
承諾，亦需要語言
沒有語言，我們很難設想任何物種能夠許下諾言。首先，語言當然是一種工具。在我許下諾言的時候，我要能夠言說或者能夠寫字，才能表達自己，才能向他人許下諾言。但另一方面，比較容易被我們忽略的，是語言的公共性。在許下承諾的時候，語言可以說是扮演了公證一般的角色。本來，這個世界沒有我的承諾存在。就算我在心中默默想着要做某件事，甚至立定決心，必定要完成這件事，只要一日我未把它通過語言說出來，未讓它進入公共的領域，這個承諾就不存在。
雖然承諾需要語言，但同時，承諾亦可能是人類對語言濫用的極致。在這裡，我們不妨先區分開「承諾」和「契約」。契約可以有粗疏和嚴格的理解。在粗疏的理解下，契約的制定雙方（或者多方）通過共同承認的契約作條件交換。假如A君和B君定下契約，而A君不能履行契約中訂明的條件，那麼B君便有權按契約訂明的內容和方式制裁A君。而嚴格理解下的契約，則是具法律約束力，往往會由第三方——執法者——確保契約的執行。
然而，承諾卻和契約不同。承諾並不能作為依據，賦予權力給任何一方制裁或懲罰另一方。當我們說A承諾了B某件事，那麼就算A違背了他的承諾，無論是B或是任何人都不能因此懲罰A。
承諾到契約的轉變
Walter Benjamin｜Photo Credit: Photo d'identité sans auteur, 1928 Public Domain 由於承諾沒有上述契約的強制權力（coercive power） ，一般人都會覺得契約更可靠。承諾的語言彷彿沒有任何重量，聲音劃過耳邊，甚麼也不會留低。
然而，儘管承諾沒能像契約般予人放心，我們都應該留意一點：從承諾到契約的轉變，不單單是從沒有強制權力的話語轉為有強制權力的話語；承諾和契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係。
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Zur Kritik der Gewalt）中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平等的對話和溝通是一種非暴力地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方式。在這狀態下，我們會透過承諾達到共識，化解衝突。然而，由於承諾——以至單純的溝通和對話——本身沒有強制權力 （本雅明甚至指出，在單純的溝通和對話之中，就算是謊言也是不可懲罰的），人們就會希望訂立契約，引入一種「暴力」——一種能確保契約受尊重，仍然行之有效的暴力。
然而，契約成立和暴力介入的一刻，「承諾」就被摧毀。原先由對話建立的人際關係，在引入契約的一刻，就變成了以暴力作為中介的關係。契約之所以能解決紛爭，是因為契約容許被違約的一方行使「暴力」，懲罰違約的一方。因此，維繫眾人的，不是信任和承諾，而是默許的暴力。
承諾是政治行動的其一重要條件
本雅明〈暴力批判〉的目的是論證任何（法律）制度和權威都是一種暴力的體現，並非分析承諾和信任，我們對這篇文章的討論可點到即止。
回到承諾的問題。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就說，承諾是政治行動[註]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鄂蘭哲學的其中一個核心想法，是政治行動注定是「不可預計」（unpredictable）的。她認為，政治行動發生在「眾人」（plurality）之中，人與人的語言和行動互相交錯，編織成一個人際網絡，而在這個網絡中發生的每一個行動，都與其他人和他們的行動互相影響。由於我的行動必然影響到他人的行動，而他們的行動又或許會進而引發其他的行動，我這個原初的行動的影響，根本不可能由我一人預計。當一個行動在人際網絡中出現，它就已經獲得自己的意義和生命，不能被原初的行動者控制。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於是，鄂蘭指出，所有政治行動者都會遇上一個困局：既然每個行動的結果、影響和意義都不能完全由我控制，那麼我們憑甚麼要求他人和我們一起行動？在這個問題上，鄂蘭認為，承諾是政治行動的一個重要條件。要眾人一起行動（act in concert），我們需要行動者的共同承諾，儘管世界不一定像你我預期，儘管行動一旦誕生，它的意義就會脫離你我，我們亦無法預期它會引伸甚麼結果，但我們仍可以共同承諾，會繼續行動，直至我們看到世界變得貼近我們的理想一點點。在這意義下，我們似乎可以說，透過承諾，人才能與他人站在一起，形成一個由平等和獨立的個體構成的群體，進而創造政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