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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安妮.艾諾筆下的墮胎、階級與人性

文:陶曉嫚

提到法國,記憶階級第一個浮出你腦海的無非是什麼?羅浮宮、巴黎鐵塔、徹底左岸咖啡館、看透法國大革命,切得主墮胎或是諾貝諾筆最近姓名被專有名詞化成macroning的法國總統馬克宏(Macron)?

無論是哪一項,應該都不會是爾文墮胎。

目前科技仍未發展到可以讓非生理女性懷孕,學奬下的性所以懷孕這件事必然有女人牽涉其中,安妮.艾墮胎看似是與人極其私人的選擇,但在人類的記憶階級歷史與政治制度下,墮胎直到非常晚近才漸漸成為一種「有限的無非個人選擇」。

法國1970年代修法讓12個月內人工流產合法,徹底但法國並不是看透第一個在這方面跨出進程的歐洲國家,也絕非賦予婦女最多身體自主權的切得主墮胎。

令我進一步思考所謂先進國家在體制、宗教、社會、個人與女性身體關係的文學作品,是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自傳體私小說《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被改編成電影《正發生》,榮獲2021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GettyImages-1240858723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安妮艾諾

兩個人的歡愉,出人命後只剩一個人

於1999年,在法國人工流產合法許久後,安妮完成《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這篇回顧她在1960年代個人重要經歷的短篇小說,內容描寫她就讀於大學時意外懷孕,在尋求墮胎這個極其私人的歷程中,與光明和黑暗的人性、法律與潛規則、社會階級的各種衝撞。

同樣在念大學的男友得知安妮懷孕,態度濃縮成四個字就是「不想面對」。他沒有人間蒸發,但和安妮兩個人待在同一個空間時,他完全迴避討論。當他們和另一對富裕家庭出身的情侶去雙約會滑雪時,安妮稍稍提起懷孕的話題男友就勃然大怒,要求她別破壞氣氛。

這段旅程中,平民階級出身的安妮既不會滑雪也租不起雪具,她向富裕情侶的女方借裝備,用理所當然的新手姿態拼命摔跤,或是在纜車停駛時拼命往山坡上爬,這些看似貪玩過動的行徑都是企圖讓自己流產,但她沒有如願。

在1960年代,上大學是社會地位的保證,安妮和男友都不希望自己與光明的未來無緣,感受性愛歡愉的是兩個人,不過出人命時只剩下安妮一個人。

於是安妮在《看透的一切》中這樣寫:

我在我出身的社會階層,以及我的遭遇之間,含糊地建立起關聯。我家族的人不是在做工,就是做生意,我是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我不用去工廠當女工,不用管收銀機、招呼客人。然而,雖然我通過高中會考,擁有文學學士學位,一旦未婚懷孕,也扭轉不了注定的悲慘命運,就像酒鬼的下場,那真是最好的例子。我活活被逮住,在我體內生長的東西,可以說,相當於社會的挫敗。

安妮決定隱瞞到底的人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母親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認為性是骯髒噁心的,也預設女兒和自己態度一致。安妮不希望父母擔心外,此時她最不需要也承受不了的,莫過於說教和指責了。

安妮向其他人尋求協助,想找到「天使製造者」,這個好聽又反諷的綽號,在當年指的是願意替人做非法手術引產的墮胎婆。

困境是人性的試金石

來到安妮的大學人際圈,一位已婚、正在倡議先進理念的男研究員得知她懷孕,邀她來家裡共進晚餐,並向妻子表明「她遇到麻煩需要討論」,看來真是肝膽相照的好朋友。

男研究員的妻子晚餐後哄睡孩子,出門去辦鎖事時,他忽然抱住安妮說「時間夠我們做愛」,滿腹心事的安妮當然抗拒了;當男研究員聽到妻子返家的動靜,立刻恢復正人君子的嘴臉,開脫說「剛才只是想測試你的道德感」。

安妮的意外懷孕變成人性的考題,人人想在她身上撈一把好處。事隔多年,她是如此分析男研究員的行逕:

對他來說,我從一個「不曉得會不會跟人上床」的女孩,搖身一變,成為「毋庸置疑」已和人上過床的女孩。在那個年代,這兩種類別的分野攸關輕重,動輒左右男孩子對待女孩的態度,他對待我的方式可說再實際不過。再者,他也不必擔心會不會害我懷孕,反正我已經有了。這是令人不快的一段往事,但是和我當時的狀況相比,根本也算不了什麼。他答應替我找位醫生;沒有別人可以幫我。

能趁安妮身陷困境時撈的好處並不限於性或是金錢,包含站在安全的位置,全程旁觀她身上正發生的禁忌。

「他冀望的是,隨時掌握我的最新動態。有點像目睹一切,卻無需付出代價。」

幸好,一位有相同遭遇的女前輩實際伸出援手,擁有體面工作與婚姻的女前輩告訴安妮搭火車去巴黎的什麼地方找墮胎婆,接洽方式、手術過程、術後復原、費用等等詳盡資訊。女前輩主動借錢給安妮,墮胎婆在1960年代索價400法郎,相當於1999年的6000法郎。

社會階級決定人在困境中所受的待遇

墮胎婆為安妮做了兩次手術才成功引產,安妮在宿舍廁所中剪斷胚胎的臍帶後大出血,被送往醫院急救。醫生待她極為粗魯,手術室內安妮全身赤裸,雙腿高舉被綁在擱腳架上,她不明白自己要被做什麼,她拜託動手術的年輕醫生告訴她,醫生在她敞開的雙腿間向她咆嘯:「我可不是你的水電工!」

這是安妮在麻醉藥生效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

這樣的一句話,再次劃分了我眼中的世界,區分出醫生和工人、醫生和墮胎的女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

弔詭的是,年輕醫生得知安妮是大學生——也就是一個地位與社會階級與他相當的人後,差遣了護理長來致歉:

在床頭燈的半明半暗中,她看來和藹可親。她用責備的口吻對我低語:「昨晚,您怎麼沒告訴醫生,您跟他一樣?」我遲疑了幾秒,總算明白她的意思是:「跟他一樣,屬於他那個世界。」動完刮除手術,他才知道我是學生,也許是看到了我的學生保險卡。她模仿實習醫生吃驚和暴跳如雷的樣子,「到底是為什麼!她怎麼不告訴我!為什麼!」,彷彿我的作為也讓她忿忿不平。我當時該是想,她說得對,他那樣粗暴地對待我,全是我的錯:他並不知道自己在和誰打交道。

社會階級的分野無處不在,不限於一個人的最高學歷、賺多少錢、做怎樣的工作、有沒有車子房子,也包含在生死急難之際,旁人用怎樣的態度和方式對待你。

探索人生真正的目標

因此我很喜歡安妮在《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最末寫道:「我所經歷的一切,包含了社會與心理的起因,但是其中有個理由,我再確定不過:正是發生了這種事,我才能有所頓悟。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

安妮的其他多數小說和《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一樣,篇幅不長,差不多是短篇小說的規格。她的小說當然不是法國旅行吃喝玩樂指南,在這塊標榜文人雅士、因中央集權留下大量奢華藝術品建築的國度裡,她給予我另一個觀察角度,常民女性的人生如何和社會交織在一起。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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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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