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
《紐約客》是改寫羅斯成立的一所獨一無二的機構，是美國精明老練、誠實與自由主義的文學代名詞。史恩主導它轉型，傳奇將它變成重要的編輯不經美國文化現象，而且獲利甚豐。紐約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前，客不可能刊登《紐約客》獲利已逐漸減少。這種章我上任的大腦的罵時候，如果記得沒錯，街文這本雜誌大概每年損失一千兩百萬。改寫我五年多後和史帝夫．傅理歐（Steve Florio）這位難以駕馭但有些討人喜歡的美國出版人一起離職時，《紐約客》離損益平衡大約還差兩百萬，文學預期再過一年就可以損益兩平（我聽說又過了五年後，傳奇虧損高達兩千萬元。編輯不經）當時，為了長途航行，船隻必須進塢大修，但大修的前提，是先反轉這份雜誌已經失去當年成功的各種優勢。我能想到讓這件事成真的唯一辦法，就是開發新作家和更切中人心的插圖與封面，才能吸引新讀者與廣告主。出名的漫畫家都太墨守成規了。
我並不是說吸引新作者有困難。幾乎每位自由撰稿作者都避談錢。都想在《紐約客》露臉，為的是它的聲望，也為了高額稿費。但是大家對於避談錢的因素。史恩先生的方法很簡單：他要是收了一份稿子，就給付作者他認為適當的酬勞。不討論，不談判，不得抱怨。我當然可以沿續這個傳統，尤其我過去多年經手太多出版合約談判，已經精疲力竭。我開始這種做法沒多久，林恩．奈斯比就拿著大衛．里夫（David Rieff）一本關於邁阿密的書，請我們刊登書摘。我決定在雜誌上大篇幅刊登。林恩說：「太好了。你怎麼付費？」「等定稿，確定文章長度之後，我再寄支票給你。」林恩沒回應，好一陣子以後才說：「你是說真的，對嗎？」「是的。」那是我們經歷過最短的談判，但她和大衛收到支票時都很開心。
《紐約客》最卓越的傳統之一就是海外報導。這個傳統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開花綻放，且等到刊登《廣島》的時候達到顛峰。但我在一九八七年到任時已經奄奄一息。當時珍．克萊瑪（Jane Kramer）負責歐洲，阿莫斯．伊龍（Amos Elon）報導以色列，但世界絕大多數的地方不是報導不夠，就是沒有報導。我對新聞業所知不多，認識的記者也很有限，我需要好運幫我找到搭配老記者的新血。幸運之神為我們帶來了阿瑪．顧里耶普立妥（Alma Guillermoprieto）。她對薩爾瓦多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動亂的報導敢言又引人深思，替她贏得了令人稱羨的聲譽。但她在《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適應地不是很好，所以當她的經紀人麗茲．達寒索夫（東尼．蕭特的太太）介紹我認識她的時候，我立刻抓住機會。她很快地發了兩篇關於尼加拉瓜、扎扎實實的新聞，接著就來紐約辦公室。
再一次，那可以說是一見鐘情──但是，誰不會愛上這位俊美、堅定、無懼、而又風趣的人呢？我請她擔任《紐約客》全職記者時，她猶豫了。原本她打算去莫斯科待幾年，學好俄語。我不以為然。她到今天都還記得，我當時跟她說：「我要跟妳說一件事，妳要聽清楚， 並重覆我說的每一個字：正因為妳現在可以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並不代表那件事不值得妳繼續做！把這句話當做為妳的口頭禪。」此後，阿瑪就成了一位可靠的記者。我也得相信我真的說了這句話，或者類似的話。
她留下來了。我派她到各個地方，因為我知道她會從玻利維亞、巴西、或她的祖國墨西哥帶回來有觀點、讓讀者眼睛發亮的故事（《紐約客》和《紐約書評》的讀者現在仍受益於她從不懈怠的好奇心，與擲地有聲的文章。）她的書也是我負責編輯，她也成為我家的密友，她到紐約或回國的時候就住在我們家。這些，都是廿五年以上的事了。她不僅是「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得主，我們對什麼是媚俗的看法也完全合拍。她唯一的瑕疵，是年輕時跳現代舞傷了腳，這使她在一九九八年和我們到西班牙與葡萄牙旅行時極為吃力。
阿瑪是雷蒙．班納（Ray Bonner）的老友，他們曾經一起深入險境。他們採訪「馬蒂民族解放陣線」時，報導了「莫索托村大屠殺」。雷根近臣因而對那裡的寡頭統治者大發雷霆。親切隨和的雷蒙到任何地方採訪都很開心，我先調他去印尼。印尼人口在全世界排名第四，但似乎是個一問三不知的化外之國。班納在那裡待了六個月蒐集資料，寫了一篇權威性的報導（我們後來聽說，這篇分上下集刊出的文章成了國務院的指定讀物。）他後來又到秘魯、科威特、肯亞還有其他偏僻國家採訪，寫了類似的報導。出色的表現，略帶傻氣、不顧一切的工作態度，加上《紐約客》的協助，是他的致勝之道。米爾頓．維爾斯特（Milton Viorst）是另一位同樣勤奮又負責的《紐約客》記者。他或許比較嚴肅而且不那麼愛搞笑，但他擅於分析盤根錯節的區域局勢，例如中東地區。因為他傑出的判斷力加上文筆流暢，「非內行人」如我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因此比較容易了解他的文章。
指揮年輕的馬克．丹樂（Mark Danner）採訪，也是我生平樂事。我看了他寄來的一些作品，馬上就錄用他了。他寫的海地報導非常出色，並在《紐約客》上分三期刊出。我樂意派遣他到其他地方，但他為了整理作品集結出書，耽誤了好幾年（最後他幫蒂納寫了一本關於薩爾瓦多多起屠殺事件的專書。）此外，他留在美國，反而得到一個機會，執行一個重要任務：寫《紐約客》的「本周評論」專欄，特別是強納生．謝爾離開以後，他的角色更加重要。可以這麼說：馬克代表我們《紐約客》寫出了對波灣戰爭，對伊拉克，對軍售伊朗醜聞的聲音。關於他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等一的：研究紮實、勤奮認真、道德表率。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工作習慣。沒有人比他更遲交稿，沒有人比他在辦公室字斟句酌地更晚。他快把同事弄瘋了，但這些都值得。我喜歡關於他的每一件事（包括他媽媽，他一帶她進辦公室我就立即與她產生共鳴。他的反應很明顯地非常尷尬。）最後他在《紐約書評》找到了完美的家。羅伯特．希爾弗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年輕、有天賦的助理，他就從那個職位開始做起。
在英國，我有個大膽的想法，替《紐約客》找一位新人。無價的茉莉．潘德－唐斯已經在一九八四年退休。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我的選擇。我曾替「肯納夫」買過他的小說《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他的書現在還是交給「肯納夫」出版。）最後，我說服朱利安替我們寫一系列透徹又有趣的報導。在美國，則有瓊安．迪迪安（Joan Didion）供稿。她的地盤是加州，但對我而言，加州就像薩爾瓦多和印尼一樣，都是外國。我為《紐約客》聘請的最後一位新記者是大衛．雷米尼克。我很欣賞他替《華盛頓郵報》撰寫的俄羅斯新聞。我們共事的時間並不長，但他是我進用的新人中，最幸運的一位。
史恩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引進的作者也極為優秀。我最熟的是強納生．謝爾，他是瓦里．史恩（Wally Shawn）在哈佛大學的室友，很多人覺得他就像是史恩的第三個兒子，或許也是他最鍾愛的作者。一九六七年他以〈宿渡村〉（The Village of Ben Suc）這篇刊登在《紐約客》的重量級報導聲名大噪，之後「肯納夫」就這個主題替他出了一本專書，時間大約是我到「肯納夫」半年前。他是《紐約客》政治觀點的（就是史恩的）主要代言人，主導雜誌前段的「本周評論」專欄。他熱情且無懼。很多人欣賞他，包括我，但也有人認為他自負而不夠幽默。但他並不在乎受不受歡迎，在乎的是他的意見有沒有人聽到。
一九八二年強納生寫了一篇警世文章〈地球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Earth），討論核戰帶來的全面危機。除了刊登在《紐約客》，「肯納夫」也幾乎同時以單冊書形式發行。史恩對這類合作案的條件是，《紐約客》沒有出刊前，非相關人等只能知道書名與作者名，其餘資訊一律封鎖，出版社也不能送出樣書。因此，沒有外人知道這本書的主題，我在業務會議上也只能說，一本非常重要的書即將問世，業務同仁以及你們的客戶，也就是書店，應該相信我，這本書將會轟動全城而且大賣。這招似乎還挺有效的。
這本書由史恩撰寫書衣文案，我當時還在「肯納夫」，要執行一個不值得羨慕的任務：要求更動文字。換句話說，我要求更動全世界最受敬重的編輯的作品。我沒建議改內容，但文字必須溫和些，改成具有「銷售」功能的文案。我們在電話中講了很久（那是我與史恩的第一次長對話），一字一句討論了文案。他的態度輕鬆，而且沒有任何抗拒。這件事讓我得到一個教訓，而且銘記在心。我提醒自己，以後開始寫作，和那些緊張的年輕編輯共事時，要表現的像史恩一樣。雖然我無法理解我怎麼會讓人覺得不自在。
除莉莉蓮．羅斯外，強納生是我接任《紐約客》總編輯時選擇離職的三位同仁之一。我非常遺憾他選擇離開（另外兩位是比爾．麥紀本，幾年後回歸。還有一位是資淺的小說編輯。）於公，《紐約客》少了強納生是個損失，於私，我更為強納生本人遺憾。《紐約客》是他的家，我相信他與家分離的傷痛一直沒有復原。這是我要嚴厲批評史恩的唯一一件事。他竟然接受這位愛他、而且對他絕對忠誠的人為他犧牲。他不僅接受，還期待強納生離職。我不得不相信，他應該會樂見大批同仁同時離開這個（在他眼裡）趕走他的刊物。
我繼承的作者中，最讓我滿意的是那一批堪稱雜誌骨幹的傑出評論人。整體而言，他們都是美國各領域最受敬重的作者。舞評是艾菱．柯羅奇，她是我心目中這個領域最優秀的研究者，湊巧也是我在「肯納夫」時代的朋友與作者。爵士樂是惠特尼．巴尼（Whitney Balliett）； 時尚是甘迺迪．弗雷澤（Kennedy Fraser）；攝影是珍奈特．馬爾侃；書評是約翰．厄普代克（書評不只一人），約翰也是小說部門的台柱。棒球是（以前是、現在也是）無以倫比的羅傑．安佐。最出名和（或）聲名狼藉，但肯定會呼風喚雨的是葆玲．凱爾（Pauline Kael）。我還在這份任何人看了都會肅然起敬的名單上，慢慢加了幾個人：英格麗．習琦（Ingrid Sischy）（取代珍奈特．馬爾侃，因為她要離開）、亞當．高尼克（Adam Gopnik）負責藝評（他從「肯納夫」跟我調到《紐約客》）、克勞蒂亞．羅斯．皮耶龐（Claudia Roth Pierpont）以及她充滿原創力的文學頭腦（後來成為好友）、還有路易．孟南（Louis Menand）。我一直沒有找到旗鼓相當的劇評與電視節目評論人（可惜，麥克．阿霖〔Michael Arlen〕已經退休）或樂評人（古典或流行都找不到。）我試過了，但沒有成功。
我同時也接手一群實力堅強的短篇小說作家，一些是我認識並且仰慕的人。最多產（可能也是最有天賦）的是厄普代克；如果他有對手的話，那應該是威廉．崔弗（William Trevor）；愛麗絲．孟若雖是新人，但已有相當份量。她和厄普代克都是「肯納夫」的作者，但我沒當過他們的編輯。還有瑞蒙．卡佛、安．比緹（Ann Beattie）、梅薇思．蓋倫特（Mavis Gallant）、黛博拉．埃森伯格（Deborah Eisenberg）、還有影響力十足的唐諾．巴瑟梅（Donald Barthelme）及其它人。但史恩先生對於要刊出的小說有一些文字與題材的限制（性是個問題。事實上，除了哭泣，只要提到其他身體部位的功能，大概都會被否決。）
既然我是小說的編輯與出版人，我對小說不設限，自然地，評論人選擇題材與風格的範圍也就擴大了。我們認為好的作品，我們就會出版。「我們」指的是給我材料的小說部門加上我。我對小說遠比史恩對小說投入。他與前任羅斯以及今天的大衛．雷米尼克一樣，都出身新聞界。小說部門的運作方式如下：幾位小說部的編輯，包括奇普、出色的短篇小說作家丹尼爾．孟拿卡（Daniel Menaker）、薇若妮卡．耿恩（Veronica Geng），由德高望重、有主見（雖然他有時候會碎碎唸，其實他是個大肚量的人）的羅傑．安佐（Roger Angell）總負責。這幾位中總有人會喜歡某個故事，並與同事分享觀點。把他的理由與同事分享，然後大家表示意見，不管有或沒有共識（大部分時候沒有），資料都會到我手上，由我裁決。我總是覺得這些看法很有意思，而且尊重他們的認真與正直，但我對小說的想法跟他們一樣強烈，所以，沒有談判空間，就是飛快的「可以」或「不可以。」
孟拿卡在他的回憶錄《我的錯》（My Mistake）中回憶和我工作的時候，「或許是我生涯中最專業的那些年。感謝葛特利對小說兼容並蓄的品味，並願意給新作者機會。」他不止寫這幾句，還有更多，我不好意思引用。他還舉了幾個作家當例子：珍尼弗．依根（Jennifer Egan）、麥可．康寧漢（Michael Cunningham）、阿蕾伽．古德曼（Allegra Goodman）、愛咪．布隆（Amy Bloom）、亞伯拉罕．法吉斯（Abraham Verghese）、理查．福特（Richard Ford）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我還可以加上安．泰勒（Anne Tyler）、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及村上春樹等人。因為我對自己的小說判斷力有絕對信心，這也是我的工作中最簡單的項目之一。此外，與愛麗絲．奎因審查詩作，也很有樂趣。她是我在「肯納夫」的老同事與好友，在《紐約客》擔任詩部門的編輯。她很善良，開會時總是表現出我的意見切中要點的樣子。
史恩培養的兩位最有趣的作者，一位是受到愛戴與敬重的伊安（珊蒂）．傅雷澤（Ian〔Sandy〕Frazier），過去（現在也是）他的「休閒」裝扮令人發噱，他在《紐約客》成長為一位頗具有份量的非虛構作者。另一個是古怪，愛打情罵俏的小說編輯薇若妮卡．耿恩。薇若妮卡帶刺但迷人，想理解她的幽默，腦袋得左彎右拐，有時實在拐得太過頭，但我很喜歡她。我還在試用階段時，她想方設法挑釁我，等到我試用期滿，她反而習慣我了。她在生病住院時，叫我去看她，我覺得很感動。她那時五十多歲，因為腦瘤過世，看到她那樣糟糕的狀況非常難過。
我，是在曼哈頓下東城一家老式的小義大利殯儀館，遇見史恩（當時）的媳婦賈玫加．金凱（Jamaica Kincaid）。薇若妮卡的朋友選在在這裡聚會，紀念薇若妮卡沒有章法的一生，但是這個聚會也辦得完全漫無章法，更令人好奇。賈玫加是史恩在辦公室的另一個寵兒，是一個我絕對無法相處的人。但這次接觸的結果，我高度滿意。賈玫加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我接任的時候，她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一篇關於加勒比海地區殖民主義的文章（她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花了時間不說，她還把這篇文章擴大為半自傳性質。稿子交上來以後，我看了， 很明顯，《紐約客》不可能刊登這種綿延不絕、又不經大腦的罵街文章。我到她的辦公室，告訴她這個壞消息，並且跟她說，既然這是《紐約客》委託她進行的計劃，即使沒刊登，我們還是會全額付她已刊登的稿費。這是《紐約客》的標準政策；史恩不相信先看部分稿件，若要取消，則給作者一筆補償費的做法（我同意他的看法，發生這種事情，不只是作者的問題，我們也有責任。）
相關書摘 ►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我們真正的歧見只有一個——她恨逗號、我愛逗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嗜讀者：改寫美國文學史的傳奇編輯》，東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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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葛特利（Robert Gottlieb）
譯者：林少予
從讀到編，最後動筆寫自傳，
還有什麼比人的生活更迷人──羅伯．葛特利
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編輯回憶錄
「出版，本質上就是將自己的熱情公諸於世」
──獻給熱愛工作的每個人
在六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羅伯．葛特利先後擔任「Simon & Schuster」、「Alfred A. Knopf」出版社和《The New Yorker》週刊總編輯。他們都是他的作家──
電影明星洛琳．白考兒與凱薩琳．赫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朵麗絲．拉辛、童妮．莫里森；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客、約翰．齊佛、約瑟夫．海勒、諾拉．艾芙倫；著名類型小說家約翰．勒卡雷、麥克．克萊頓；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等人。
羅伯．葛特利不愛大自然、不關心體育競賽、絕少交際應酬。他的興趣是讀書、他的工作是編書。《紐約時報》形容他是「嗜讀者」，本書正是這位嗜讀者提筆寫下的出版傳奇回憶錄。
他替《華盛頓郵報》的葛蘭姆夫人編輯自傳，自傳出版隔年就獲得普立茲獎。
他也是柯林頓總統自傳的編輯，為了讓柯林頓明白，編輯與作者不平等的結局一定會搞砸他的自傳，他對柯林頓說：「不是我替你做事，是你替我做事。」結果自傳出版後不到幾個月，就賣出兩百萬本。
他負責編輯鮑伯．卡羅的《詹森傳》，結果四十七年過去，第五卷到2018年還沒完成。他是編輯，他可以等，也願意等。
他二十四歲進入出版社，靠的是從小大量閱讀的成果，從此他就沒有做過與閱讀無關的工作。他的讀書名言是「沒讀過的就不是真的」。
這位改變美國文學的人物，帶領我們走進出版的黃金年代。
本書特色
- 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編輯回憶錄，被認為是改變美國文學的人物。
- 《華盛頓郵報》譽為「繼與海明威、費茲傑羅合作的麥克斯威爾・柏金斯之後最重要的出版人」。
- 出版史上首創將推薦語放上書衣正面、將作者彩色人像照拿來促銷書籍。
- 葛特利操刀的作家贏得諾貝爾獎、曼布克獎、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
- 譯者林少予為本書增補許多註解，帶領二十一世紀讀者進入葛特利所在的黃金年代。
Photo Credit: 東美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