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專文推薦】以理性持續走向啟蒙與開放的卡爾開放克思社會
出生於奧地利的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波普，是波普柏拉二十世紀科學哲學最重要的奠基人物，一九三四年即以《研究的社會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一書在德語世界獲得相當的成功（一九五九年的英文版改以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的書名出版），得到維也納學派與海耶克的敵人代民敵人注意。然而，為何他在學院生涯的圖黑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他遠走到南半球的格爾紐西蘭任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馬不僅成為他最廣為世人傳誦的人當著作，也為他爭取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的主社教職，將他一舉推向哲學世界的卡爾開放克思中心。
波普以自視甚高、波普柏拉難以相處聞名，社會讀者若翻開《開放社會》一書，敵人代民敵人不僅可以看到他上下縱橫、為何評點古今哲學大家，也可以讀到他對同期哲學家維根斯坦、海德格、雅斯培等人不客氣的針砭。《開放社會》的文氣壯志凌雲，但此書的寫作過程卻是波普學術生涯中相對低潮的時期。他在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學負擔繁重，而且校方（尤其是系主任）並不支持他的研究。他心中夢想的去處是海耶克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但是他的出版份量不足，不利他爭取教職，《開放社會》是四十二歲的他的最後一搏。
此外，他在書序裡稱自己的寫作是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刺激，是對極權主義及其思想底蘊的挑戰。然而，《開放社會》的孕育卻是無心插柳的結果，是波普寫作《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書的副產品。波普在自傳裡提到，他一九三六年受邀到海耶克的討論課上演講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之後著手改寫，結果篇幅越寫越大，只得切割出來另外成書，就成了《開放社會》一書的雛形。因此，《開放社會》其實是《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的姐妹作。《開放社會》的洛陽紙貴，有部分因素是與二戰後反法西斯的時代氛圍相契，甚至波普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也剛好對準了冷戰下西方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嚴謹的學術根底與宏觀的史識，更是此書成功的關鍵。
《開放社會》是一本大部頭的著作，英文版七百多頁中就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密密麻麻的注釋，展現了波普資料搜集的認真與嚴謹。除此之外，這是一本論戰性格十足的哲學著作，針對性極強，批判的對象就是二次大戰期間肆虐歐洲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波普認為，在這個民主國家面臨存亡危機的時刻，自身的敵人不是門外來的陌生人，而是內在於歐洲文明的思想傳統，尤其是柏拉圖、黑格爾以及馬克思這三位哲學史的偉人。他認為，柏拉圖與黑格爾成為了歐洲法西斯政權的共同思想根源，而馬克思則啟發了俄國史達林錯誤的規劃經濟，他們三人的思想將導致歐洲社會的閉鎖與部落化，因此他在序言直言「偉人可能會犯大錯」，為了使我們的文明持續下去，世人「必須拋棄順從偉人的習慣」。
為何波普將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視為當代民主社會的敵人？原因就在於他們共同的思想特色：歷史定論主義。必須注意的是，波普所謂的歷史定論主義有其限定的意義，是指「相信人類歷史具有如自然一般的法則，只要發現這些法則，我們就可以預言人的命運」的學說。波普身為科學哲學家，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的哲學與方法論感到興趣，他的問題是：歷史定論主義可以成為自然科學般的方法論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在自然現象上，我們發現不因人類意志而左右的自然法則，但是在人文與社會現象裡，我們所形成的規範則是人為而變動的。因此，波普反對人類歷史有任何既定的規律與法則，他認為「未來操之在我們，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歷史的必然性」，若我們相信歷史有必然的發展軌跡，將會把人類社會導向他所謂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在波普看來，柏拉圖所建構的「理想國」、黑格爾談的「精神」與「辯證」、馬克思談的人類社會的演化，都具備如此的封閉性。
在三人之中，波普對柏拉圖的批判最為嚴苛，他幾乎將柏拉圖視為是蘇格拉底的「猶大」（Judas），背叛了蘇格拉底的批判性與對民主雅典的信念，而走向嚴格階級制度、思想審查、阻止政治變動的極權主義制度。波普也視黑格爾為康德批判哲學的叛徒，將原本被康德貶為「幻象的邏輯」的辯證概念，轉變成精神發展的內在邏輯，並積極地為普魯士王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服務，成為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根源。不過，波普卻對馬克思相同同情與欣賞，他肯定馬克思對人道與自由的追求，他對馬克思的批評主要是方法論，尤其是馬克思視之為科學的歷史唯物論。波普認為，這三位哲學偉人自以為作出了如同自然法則一般的科學預測（scientific prediction），其實給出的是神諭般的歷史預言（historic prophecy），前者可以促進知識的增長，後者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害。在波普看來，他們三人都懷有某種理想社會的設定，採取的是一種他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試圖將原本不完美的人類社會改造成完善的版本，實質上則是將人類社會推向不再變動的封閉社會，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正是他們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身為科學哲學家的波普認為，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是透過無數次的試錯（trial and error），我們無法設定知識與真理的最終樣貌，只能努力否證自身的猜測與假設，因此，知識的探索過程是無窮無盡、沒有終點的。波普將這套科學哲學放在自己的政治哲學，提出了「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主張，認為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應當採取局部與有限的社會改良，並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偵錯，不應當預設最終的理想面貌，而與柏拉圖等人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大相逕庭。在波普所設想的開放社會中，人們抱持的是一種「批判態度」或「理性態度」，勇於自我批判、自我挑戰，從不預設自己的觀點是不可錯的真理，他將之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這就是波普對於受極權主義肆虐的歐洲文明的解方：以自由、開放、民主、批判的態度重建自身的文明。
從《開放社會》一書不難看出，波普的思想典範是康德這樣的理性主義者，他所嚮往的精神遺產正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因此他在書序裡就表達了，自己的聲音就像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的推動者，自己的志業如同三百年的運動一樣，「努力使自己的心靈免除權威與成見的束縛，努力建立一個拒絕絕對權威的開放社會，使其符合自由、人道與理性批評的標準」。身為啟蒙理性的繼承人，波普認為自己在柏拉圖與黑格爾身上看到了反理性的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傾向——凸顯規範的神秘與禁忌、訴諸集體主義而貶抑個人的獨特性，甚至將國家視為是神聖的有機整體。
儘管如此，有許多學者指出波普對於柏拉圖與黑格爾的詮釋過度武斷與不公。例如，波普在自傳裡便承認，自己在撰寫《開放社會》一書時，正是二次大戰打得熾熱之際，遠在紐西蘭的他在搜集資料上有不少困難，例如，在閱讀柏拉圖的著作時往往找不到最佳的譯本，必須自己辛苦地在古希臘文原典裡摸索。儘管如此，波普不僅是第一流的科學哲學家，他也發揮了驚人的哲學史洞察力，在古希臘哲學、德國觀念論與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中找出彼此的親緣性與內在關聯，並進一步提出他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發展的診斷與解方。在閱讀《開放社會》的時候，讀者站在波普的肩膀上，看到的不只是個別與斷裂的哲學理論，而是縱貫兩千多年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歷史的史識。
《開放社會》出版迄今已經七十五年，人類已經走過二次大戰後的凋敝，走過了冷戰，走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然後又面臨排外與民粹浪潮的世界格局。波普這部反思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巨作，時至今日是否仍有意義？答案是肯定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非只拘泥於某個特定的政權與國家，它所內蘊的反理性、反個人、崇尚部落主義、迷信禁忌與權威的幽靈，仍舊徘徊在我們的世界。如同康德在兩百多年前對啟蒙運動的總結，啟蒙的精神就是「走出自我導致的蒙昧狀態」，唯有仰賴眾人的理性運用，人類才能走出權威的桎梏與束縛。不過，康德也提醒，切莫以為人類已經到達啟蒙的完成階段，我們仍在啟蒙的道路上。同樣地，波普也相信，開放社會沒有完成式，它總是在與封閉社會與部落主義的搏鬥中體現自身，理性是我們的武器，開放則是人們永恆追隨而沒有終點的理念。
相關書摘 ►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理性批判的討論，是一種容許假設性理論代替我們去死的方法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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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譯者：莊文瑞、李英明
真相已死，民粹當道！
在這貌似自由開放的年代，
我們是否已在渴望封閉社會的回歸？
- 自由主義巨著，深刻影響殷海光等台灣知識份子
- 75週年經典回歸，全新修訂譯本
——「極權主義對於文明的反叛，和民主文明本身一樣源遠流長 。」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理解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1937年，他為逃避納粹迫害，移民紐西蘭，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遷居英國。波普原本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科學哲學，但從1938年開始直到冷戰結束，他將關注轉至政治哲學，尤其著眼於如何對治、批判納粹德國、蘇維埃主義等極權思想，《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便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1945年出版後，旋即轟動西方學界，也奠立了波普無論在左派或右派都屹立不搖的劃時代地位。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分別為「柏拉圖的符咒」及「預言的高潮：黑格爾、馬克思及其餘波」。在書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傳統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波普認為他們的思想構成了當代極權主義的起源，也是20世紀種種暴行的基礎；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定論主義，更否定了人們改變與做出選擇的可能性。
波普主張：理想的社會，應是一個建立在自由討論與理性批評之上的開放社會，而開放社會的敵人，即是不容異見的獨裁專制，以及伴隨暴力手段的烏托邦理想。後者甚至可能毀滅人類文明，重返極權的部落主義。他也強調：開放社會的敵人，同樣會打著「開放」旗幟，而行專制之實。只有清晰分辨這種虛偽，肯定理性與自由，才能在政治、社會制度以及種種問題上，求得實際合理的根本解決，並創造出更理想的未來。
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