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秉鋐
「它沒有情緒、政治族曾中正意慾、無神個人成分、論徵地域特點攪雜其間。稿出因此它有普遍的身外省家上蔣效率。它是經穿素淨的。」在殷海光教授的外到長著作中已提出凡事以清澈及冷靜的公民素養來思辨生活中所發生的事物，他的輩們論點也呼應了伏爾泰的言論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所講話的歡呼權利。」
而所謂的政治族曾中正「政治」皆出現在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不同的家庭、每一種不同的無神族群及每一種不同的思想。因為立場的論徵不同，於是稿出彼此唇槍舌戰到底，有人或許會模仿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身外省家上蔣紅衛兵，紅衛兵的經穿清算鬥爭方式，其實是遭到洗腦與操縱的，秉持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灌爆他人的社群網站，無法接受忠言逆耳的情節，這不就是現代版的紅衛兵嗎？倘若我們被選擇出身於「政治狂熱」的環境，又該如何是好呢？
Photo Credit: 孟昭瑞 @ public domain其實曾經的我也是那名選擇逃避理性溝通的聲音，而導向於黨國時期的狂熱情緒。自己出身於外省遷台第二代之家族，自幼家族給予我們的教育就是「學生就是讀書就好，甚麼都不要管。」「政治歸政治，OO歸OO。」與「支持某個政黨與電視台才是最正確的選擇。」等語。
於是我循序漸進走上了這條自我封閉的心路歷程，思辨對我來說，那時就如同空氣般的存在，當時的我選擇成為沉默與迴避思辨的政治狂粉，我被灌輸將單一片面的資訊放入大腦中，拒絕接收了那些多元不同的意見，我被灌輸自己該投下哪張政治選票。
而且這樣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所造成的緊張氛圍是來自於哪個政客歸屬於哪個政黨，就應當唾棄或者支持，政治立場與其信仰顯然已經凌駕於是非對錯之上。小時候的我，根本沒有直接認識電影《返校》中的轉型正義，其劇中的老師與學生為了一切的希望與自由而願意奮不顧身，奮不顧身的人們最終得以看見民主的曙光，也不明白蔣公銅像所存在於社會中的意涵與正當性，那時穿了一件印製五顆星的外套，就在新年聚會中，被鼓譟為「我穿上了一件蔣中正的外套」，立刻得到家中諸多長輩的歡呼。
Photo Credit: Fred Hsu @ Wikipedia CC BY SA 3.0漸漸地我開始從「太陽花學運」到「反課綱運動」中聽信了某些電視台中的一些政治評論員的極端言論，聽信了這龐大外省家族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流失在這樣的群聚效應，也開始不知不覺被人們的洗腦操縱為沉默，沉默生成恐懼，恐懼膨脹為自我狂熱，狂熱的群眾就是所謂的「狂粉」，「狂粉」就會製造出政治狂人，諸如：俄國的普亭總統、美國的川普總統與英國的強森首相等人。
直到實際參與了一場修改勞基法的社會運動，穿梭於一場又一場的遊行，參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辨，終於打破了過往的社群與媒體框架，實際參訪二二八紀念館才得知過去的自己是如此渺小與自以為是，翻了一頁又一頁的受害者名冊，其中年齡最小僅有12歲。12歲的我卻只是生長在衆多成見及欺騙中的男孩，他們在當時卻必須面臨著威權統治下的痛苦，卻如此堅持不懈。
透過諸多的相關電視劇及電影，我從之前所受到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所造成的緊張氛圍中，逐漸清醒與慚愧，就好比俄國小說家伊凡．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所描繪的保守宗教派、虛無主義與自由主義等之間的對立情節，不論是自「太陽花學運」或者是「反課綱學運」，重要的是生活於現今言論自由的社會，就應當善用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公民素養去參與及解決任何問題，我們都有著被洗腦與操縱的能力，我們也有著尊重及思辨的能力。
來自日本廚川白村作家的著作《苦悶的象徵》（魯迅編譯）曾提出「我們有著獸性和惡魔性，但同時也有著神性，我們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著愛他主義的欲求。」的論點，而所有的狂粉及裝睡的人們的內心皆出自於恐懼，恐懼著面對內心真正的真理與自己，因而選擇逃避，這樣的選擇是出自於獸性與利己主義的生存本能，只有不斷付出執行能力及具備18至19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的笛卡兒所主張的「我思故我在」的心理狀態，也就是我願意凡是思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才能了解自己身為人於這社會中的存在價值，因為政治其實即來自於生活中發生的每件瑣事。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的著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中，「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參與而不是迴避我們同胞的道德信念，可能是尋求公正社會最好的方式。」不論曾經是否身為狂粉或者政治無神論者的我們，也不論我們的政治與信仰有所不同，讓我們一起踏上對任何事物抱持著尊重與思辨的旅程，旅程中或許會有遇到喜怒哀樂的情緒，甚至會有艱辛與挫折，但真正讓我們社會大衆能有所成長也是這些過程，而非政治立場中所造成的對錯與選擇，願我們都能真正平凡且自由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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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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