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南洋讀本》導論，南洋南洋原標題：華夷風土—《南洋讀本》導論
文：王德威
作為地理名詞，讀本導論「南洋」起自明末，何謂核心泛指中國大陸南方沿海區域，依然與世以及南海區域的中國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界交群島還有無數島嶼—即今日的場域東南亞。「南洋」至少有三種定義。南洋南洋清代水師曾有「南洋」艦隊，讀本導論顧名思義，何謂核心鎮守中國南方海域。依然與世更廣為人知的中國則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人民「下南洋」之舉。18世紀以來，界交成千上萬人漂洋過海，場域來到東南亞墾殖、南洋南洋避難或經商，在20世紀上半葉達到高峰。「南洋」還有第三義：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興起，對南海乃至南太平洋區有了覬覦之心，因有對「內南洋」與「外南洋」的前進計畫，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
如果「東南亞」是二戰之後，西方區域政治所炮製的地理座標，「南洋」的命名則引起更繁複的歷史及情感脈絡。南洋曾經是華人移民海外的首選，東西殖民勢力競逐的所在，海上絲路通往印歐的必經之地，革命起點或流亡的終點，華洋種族、文化交錯的舞台。南洋海域寬廣，島嶼星羅棋布，華人蹤跡幾乎無所不在；他們安家落戶之際，也持續思辨鄉關何處。落地生根、葉落歸根，或再度漂流的選擇未嘗或已。時至今日，南洋依然是中國與世界交鋒的核心場域，南沙海權、一帶一路、新南向等政經操作此起彼落。
華語南洋
華語語系研究不能不以南洋為重心，因為這一地區幾乎揭露了所有相關議題或正或反的意義。過去三百年來，南洋吸引了上千萬中國移民，至今後裔超過三千四百萬，形成海外最大的華語聚落。移民來到異鄉，與土著及西方殖民勢力不斷周旋，尋找立足之地。失去朝廷國家的庇護，他們必須仰賴宗親會黨力量，用以自保；與此同時，他們內部的分合鬥爭一樣複雜多變。華人以熟悉的方言鄉音溝通，作為辨識彼此的標誌，甚至國族認同符號。早期移民心懷故土；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他們效力輸誠的熱情不能小覷。20世紀中期國際局勢丕變，傳統殖民勢力消退，新興國族主義鵲起，冷戰方興未艾，華人如何認同，面臨巨大考驗。
以往華人研究論述奉世界、全球、中文之名，延續萬流歸宗式的中心論。新世紀中國崛起後，封建時代的天下論、王霸說捲土重來，更對全球華人文化帶來莫大壓力。華語語系研究的出現，不啻是正面迎擊。這一研究始於指認華語—方言，鄉音，口語—為形塑海外華人社會特性的最大公分母。一反「中州正韻」所建立的正統與邊緣、海內與海外的主從結構，華語語系論述一方面落實眾聲喧「華」的多元性與在地性，一方面企圖從國族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開拓另一種互動平台。
目前華語語系研究多以西方學院興起的後殖民主義、反帝國論述、文化多元訴求為基礎。他（她）們批判華人移民為定居殖民者，掠奪在地資源，剝削土著，卻又與中國藕斷絲連。循此邏輯，華人既然已於海外自立門戶，就應該放棄故鄉故土之思，融入定居地文化社會，日久天長，華語華文自然消失，族群共和，天下太平，是為「反離散」。
這類論述雜糅各種理論訴求，政治正確有餘，卻昧於歷史千絲萬縷的脈絡，也暴露華語語系研究的困境。16世紀以來，西方殖民勢力侵入東南亞，之後華人移民開始出現。他們與土著競爭資源，同時也屈從甚至助長西方殖民霸權。如果華人是（次等）殖民者，他們也同時是被殖民者，僅以籠統的「定居殖民」將其一語打發，豈非以偏概全？何況華人對內、對外所面對種種階級、宗族、地域、種族、宗教、性別壓力。而以華人移民作為「中華帝國」殖民勢力的前哨，更未免簡化「下南洋」的歷史、政經動機，過分抬舉了明清及民國的海洋政策。
華人與東南亞國家民族主義的糾結，尤其需要謹慎以對。這一地區目前十一個國家中，菲律賓最早於1898年建國，東帝汶則在2002年建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則是冷戰期間國際協調下的產物。每一個國家的建立和治理頗有不同，華人的境遇因之有異。泰國華裔基本融入在地文化，印尼華裔則歷經多次血腥排華運動，幾乎喑啞無聲。馬來西亞華裔約有650萬，為南洋華語世界最大宗，也是學者研究焦點所在。這些國家的華語文化有的已經渙散（如菲律賓），有的依然堅持不輟（如馬來西亞），有的華洋夾雜（如新加坡），有的勉強起死回生（如印尼）。我們可以從這些現象做出觀察，卻無權越俎代庖，預言華語文化必將甚至必應如何。
「反離散」論者強調華人應該放棄故國，認同定居國，成為多元一體的有機部分。此一論調立意固佳，卻無視不同國家地區內華人生存境況的差異。文化、種族的隔閡，宗教的律令，以及無所不在的政治權謀都使多元號召步履維艱。論者高舉號召全球華裔「反離散」，卻忽略他們被歧視、「被離散」的可能。
更弔詭的是，1955年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尼萬隆召開，會後中國總理周恩來簽署限制雙重國籍條約，號召華僑就定居國籍做出選擇，不啻成為「反離散」之說的源頭。十年之後，印尼排華運動仍然爆發，至少50萬華人死於非命。離散在任何社會形態裡都不應是常態，但離散作為生存的選項之一，卻攸關主體的能動性與自決權。
南洋也同時是華語語系研究者清理「何為中國」的戰場。立場尖銳者每每指出早期南洋僑民心懷二志，成為落地認同的最大障礙。事實上，清代與民國對「華僑」的照顧聊勝於無，而華裔的向心力與其說是國族主義作祟，更不如說是對在地殖民情境—以及日後出現的本土霸權統治—的反彈。華語語系研究的興起源出於對以往中國／海外論述的反思，但當批判者的矛頭對準作為冷戰政治實體的「中國」，將一切問題敵我二元化，反而凸顯自身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Obsession with China）：怨恨與欲望成為一體之兩面。這不僅簡化華人對「中國」作為一種文明及歷史進程的複雜認知與感受，也並未能對華裔與在地文化、種族、政教結構、甚至生態環境賦予相應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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