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鼓應
【《莊子》抒情傳統在後代的陳鼓迴響】
三、北宋新學、應莊蜀學的人性「性情一體」觀
哲學史對於宋學傳統的演繹，素來重視南宋學術論「理」的論北一面，而忽視北宋學術「情」、宋新石蜀蘇軾釋莊「理」並重的學的學一面，尤其是王安與莊學的關聯。其實，何闡屬於哲學範疇的陳鼓「理」原出自《莊子》。《莊子》中「理」凡三十八見，應莊以外雜篇為主。人性[1] 這其中，論北〈繕性〉一篇直接以「理」釋「道」，宋新石蜀蘇軾釋莊而〈秋水〉和〈則陽〉兩篇則蘊含著「情」、學的學「理」並舉的王安表述，即所謂「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秋水〉），以及「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則陽〉）。顯然，在《莊子》的語境中，「理」的概念既經歷著由紋理、條理之原初義到義理、規律之抽象義的引申過程，也呈現出與「情」並舉、並重的態勢。
北宋五子中，人性論議題的突出源自張載，他提出「心統性情」的命題以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概念。就情性關係而言，張載一方面提示「變化氣質」的修養功夫，同時也說：「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正蒙．乾稱》）可是，到宋明後儒時，卻演變出「性」、「理」與「情」、「欲」的對峙，以至於理學家群體習慣於尊「理」黜「情」，進而標示出「存天理，滅人欲」這一有違人性的論斷。甚至王陽明在推崇「純乎天理」的道德本心時也強調，「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傳習錄》）。
北宋思想界諸子競起，濂學、關學、新學、蜀學、洛學形成百家爭鳴的新氣象。例如，新學的王安石、蜀學的蘇軾，統合儒道，考辨情性，將《莊子》「性情不離」的論題訴諸理性的再解讀，與程朱學派「揚性抑情」的情性割裂學說形成鮮明對照。以下就對王安石的「性情一體」觀及蘇東坡對「情」的闡發展開論述。
（一）王安石「性情一體」說
王安石「性情一也」的論題，作為貫穿〈性情〉、〈原性〉、〈性說〉三篇情性專論的核心意旨，最為直接地契入《莊子》「性情不離」的論述語境。
首先，就性情意涵而言，所謂「性」，即指喜、怒、哀、樂、好、惡、欲等自然情感蓄存於內在本心，尚未向外發顯的狀態；而「情」則指喜、怒、哀、樂、好、惡、欲等自然情感流露於外在行為，已然向外發顯的狀態。正如〈性情〉所說：「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顯然，王安石對「性」的詮釋，是以「與生俱生」的自然人性論立場為根基的。
其次，就性情關係而言，「情」是基於「性」的情感生發。也就是說，「性」是一種先天本能，而「情」是一種後天反應。二者名雖異而實乃同，性為體而情為用，共同構成自然人性統一體的體用兩面。由此，「性」與「情」只存在邏輯上的先後，無關乎價值上的善惡。所謂的「善惡」評判與取捨只適用於形之於外的「情」，與生俱生的自然本性無需訴諸「善惡」的衡量。[2]
進而，對於「情」的善惡辨別，王安石以與外物相交接的「情」是否與「理」契合為評判標準，而「理」又可以引申為《莊子》中包含有「真」、「實」之意的「性命之情」，如〈性情〉所說：「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對於聖賢而言，真情的流露即是本性的回歸。
由此可見，「情」本不外乎「性」，「性」乃「生」之本具。他甚至說：「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性情〉）在〈原性〉中，圍繞著諸子關於性情善惡的爭辯，王安石指出，對「性」的善惡分殊，以及對「性」、「情」的人為割裂，無非是將「性」偷換作「情」的荒謬解讀，也是將先天錯解為後天的理論缺陷。
因此，王安石倡導「性情一體」命題的初衷，即是對違背自然人性論的孟子「性善」、荀子「性惡」乃至漢儒「性善情惡」等論說的反駁，而其背後的內在動因則是對《莊子》灌注人間的「性命之情」的深沉體悟。具體而言，即是對自孔子，經告子，至莊子的以人類受命成性之初的真樸狀態為人之本性實情的自然人性論體系的傳承。[3] 為此，錢穆先生曾如此評價王安石，說：「荊公主張性、情一，情亦可以為善，如此則一般性善情惡的意見已推翻，使人再有勇氣熱情來面對真實人生，此乃荊公在當時思想界一大貢獻。」[4]
（二）〈前赤壁賦〉蘊含之「人情」、「天情」、「道情」
接續王安石的「性情一體」觀，蘇軾亦選取自然哲學的角度闡述性情善惡問題，[5] 並經由對易學傳統的詮釋，指點孟子「性善論」的偏頗。他說：「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為性。」（《東坡易傳》卷七）顯然，蘇軾認為，孟子誤以「繼之者善」的後天效用闡述人性，而並未領會性源於道而獨具的形上性。因此，孟子的性善論無非是將後天的社會效用混同為先天的自然本性，是以形下的善惡屬性規定形上的本質源泉。[6]
但有別於張載和王安石圍繞《莊子》「性情不離」論題的理性化論證，蘇軾另闢文學路徑，將思辨智慧融匯於詩詞創作中，於任情的主旋律中譜寫安情的音符，以澎湃恢宏的敘事手法演繹奔放曠達的人格，譬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的窮古今之變，〈水調歌頭〉的究天人之際，「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情緒施展，「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情感安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