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
為什麼「逆向種族主義」並不存在？
認為白人（作為多數群體）也是終結作為種族主義者這歧視和種族主義受害者的這套論點具有誤導性，因為歧視一方面需要滿足四個維度，壓迫也歧有誤另一方面需要社會多數人行使權力。認為以巴黎郊區一所學校裡的白人一個白人孩子為例，他身邊都是多數點具導性阿拉伯和黑人孩子。假設這個孩子每天都被叫「Toubab」和「Gaouri」（都是群體用來形容白人的負面詞）而被排除在遊戲之外，以至於被霸凌。視和受害
在這種情況下，套論這個孩子需要被保護，終結作為種族主義者這學校管理層絕對應該採取行動打擊霸凌行為。壓迫也歧有誤事實上，認為這個孩子確實在個人層面上經歷了基於膚色的白人歧視，然而，多數點具導性在這種情況下，群體體制性、視和受害結構性和歷史性歧視並不存在。
學校作為一個機構（無論是教師或是學校管理層）不會因為他的膚色而歧視他，因為整個社會並不存在歧視或不利白人作為一個群體的結構性因素，況且白人在法國歷史上也沒有受到迫害或壓迫，反而擁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即使這個孩子的個人遭遇很糟糕，卻不能說這是所謂逆向種族主義的體現，因為這個孩子仍然站在權力的一邊（即便他可能沒有感覺到），而那些欺負他的人並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種族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只有在偏見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權力行使下而導致有效歧視發生時，才會產生作用。
而在巴黎第十六區一所被白人兒童包圍的學校裡，黑人、阿拉伯人或羅姆人兒童的情況恰恰相反，個人層面的歧視將伴隨著制度性、結構性和歷史性的歧視。再者，無論是在學校裡還是在整個社會中，他們也將成為少數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權力的一邊。「逆向種族主義」忽略了潛在的權力動態和種族主義的制度層面。即使「逆向種族主義」本身不存在，對白人的個人偏見和歧視行為也確實會發生。然而，這不是更大的社會政治、歷史現象的一部分，而只是軼事。
與所有其他種族類別一樣，白人類別也是基於膚色的歷史、政治和社會建構而來，但不僅如此。例如，許多生活在德國的人就算膚色較淺，在政治意義上仍然不是白人；但他們在土耳其當地卻是白人，因為他們在文化和種族上屬於多數。身分是靈活的，並取決於整體情境的相對關係。
我在德國是黑人，在法國是梅蒂斯，在塞內加爾對許多人來說是白人。有的人全身黑，有的人全身白。聲稱白人有時是黑人（建立在「膚色不同」這個意義上）的這個言論，就像在莫三比克、印度或中國一樣，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為它掩蓋了這種經歷發生的整個背景。
我經常聽到別人說：「我非常了解移民在歐洲的經歷。作為白人，我在布吉納法索實習期間，我也是少數。」然而，雖然白人的數量在布吉納法索或南非比黑人少，但他們仍然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因此位居多數地位。布吉納法索的一名白人實習生可能是少數，但由於他的膚色和歐洲護照，他同樣擁有許多特權和權力。旅遊或外派不僅是暫時的、自願的，同時還不受經濟或政治困境的影響，而且還是基於並非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平等獲得的一些特權的基礎上。
我在肯亞、坦尙尼亞、烏干達和柬埔寨工作時，因為我的法國護照和較淺的膚色，我獲得了許多特權。我在聯合國東非辦事處的老闆是一位加拿大白人女性，其他團隊成員來自坦尙尼亞，都是黑人。這位上司極其不尊重員工，會用居高臨下的語氣與他們說話，而且她一直試圖讓我站在她那邊。
一天，她把整個團隊叫到她的辦公室，讓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排好隊，而我應該站在她旁邊。她開始發表長篇大論，講述他們是多麼不專業和無能，接著看向我說：「我們是不是必須讓白人（Mzungus，此為斯瓦希里語）來做你們的工作，因為你們這些人什麼都做不好？」她不只想藉由這種方式貶低團隊，還透過稱呼我為白人來利用我，儘管我很確定她在加拿大或德國不會叫我白人。
我在柬埔寨工作時也發生了非常相似的事件，狀況幾乎一模一樣。我的老闆是德國白人，而團隊的其他成員則是柬埔寨人。當我到達時，她非常熱烈地歡迎我，似乎特別高興地歡迎另一個來自歐洲的人加入團隊。
我很早就意識到我受到優待。我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承擔的職責甚至比在該計畫中工作時間更長、會說高棉語，並且比我更了解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同事們還多。我的同事安妮曾在法國和英國留學，精通法語、德語和英語，並有多年的發展合作專業經驗，但由於她是柬埔寨公民，收入遠低於她的資歷所應得的水準。
在大多數的發展組織中，都有根據國籍制定薪資的兩級薪酬體系，因此，外派人士的收入比當地人高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外派人士離開北方世界（Globaler Norden）前的生活水準更好，因此有權因為外派到發展中國家工作而獲得一些補償。
然而，這種理由並不符合現實情況，因為外派人士在許多國家的生活並不意味著生活方式的降級，反而恰恰相反，外派人士配有女傭、保母、司機和園丁是很常見的。有次，我的同事安妮要求加薪，但是被拒絕了，理由是：「你應該要覺得自己很幸運，以一個柬埔寨人來說你賺的太多了。」作為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專業經驗的年輕歐洲人，我對高棉語一竅不通，也對政治和文化背景一無所知，收入卻幾乎和他們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