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內聖」與「外王」在康熙身上混同了
康熙皇帝是不樣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中對聖批注，有時用滿文寫，國史高昂關係有時用漢文寫。康熙
滿文才是皇帝他的母語，漢文是賢學興他後來學習的，所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最終不囉嗦、逆轉不廢話，師生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不樣不論是中對聖康熙皇帝親筆御批，或是國史高昂關係別人幫他謄抄過的，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康熙不是他自己的意見。
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皇帝 1936-）有一本奇特的著作，書名叫做 "Emperor of China"（註），賢學興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從頭到尾都是「我」。
這個「我」是史景遷嗎？不是，是康熙皇帝。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從史學角度看，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
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但史景遷把握、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幾乎書中的每一段，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史景遷所做的，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
書的第一章是「遊」，主要講遊獵，在皇帝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也和軍事訓練、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到最後一章，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
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更不用說帝王，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
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擴大來看，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核心精神是區分「政統」與「道統」，皇帝與王朝繼承「政統」，士人則擔負「道統」。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就是「政統」承認需要有「道統」的支撐與協助，才能構成合法、完整的統治機制。
然而到了明朝，「政統」與「道統」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士節」的價值觀仍在，士人普遍有著「道統」的信念，然而皇帝那邊的「政統」卻不只輕忽「道統」，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政統」抬得高高在上，「道統」地位相對低落。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道統」來輔佐、甚至指引「政統」的信念便無法落實。
到了康熙朝，產生了「道統」和「政統」間的進一步扭曲——「內聖」與「外王」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混同了。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道統」，可以在「內聖」範疇中超越皇帝、指導皇帝的讀書人，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
在「政統」的權力面，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而現在麻煩的是，連在「道統」的知識與實踐上，他們也不如皇帝。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皇帝解說朱注，講官只能靜默聆聽，不能置一詞，師生關係明顯逆轉，變成「政統」和「道統」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
經學帝師熊賜履和李光地
形成這樣的政治結構，除了康熙皇帝自身外，還有兩個關鍵人物——熊賜履和李光地。
在康熙皇帝親政前，依照順治遺詔，輔政大臣們重用滿洲世臣，相對貶抑漢官，同時也貶抑漢人的學問。熊賜履在這種極度不利的環境中仍堅持「道統」，堅持表達傳統儒家的政治立場。
康熙六年，他任鴻文院侍讀時上了一份萬言書，主要關切官員與官場，建議應該慎選真的會重視民生苦樂的人做地方官，從中國歷史中模仿學習，以此重建國家制度。並且將科舉辦好，嚴整官場紀律，讓士人自重，砥礪「士氣」。
萬言書中特別提到官場上的不良風氣，會排斥有原則、有想法的人，「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清史稿・熊賜履傳》）憂國憂民的人被看成瘋子，想多做點事的人被當作躁進，堅守節操的人被指責故意和別人不一樣，行為端正的人被詆毀為陳腐守舊。影響所及，讀書講學以求聖賢道理的精神徹底淪喪，儒學失去了吸引力，相對地佛、道就氾濫流行。
接著他又批評從宮中到朝中各種不守禮及奢侈浪費的現象，並推論這樣的行為將給國家、人民帶來怎樣的敗壞效果。
這份萬言書送到了當時掌握實權的鰲拜手中，鰲拜便要以「妄言罪」重罰熊賜履，不過被康熙皇帝阻止了，只將他從鴻文院調到祕書院。
被降級的處分沒有嚇阻熊賜履，他繼續上書批評「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鰲拜大怒，傳旨要他說清楚什麼是「積習」，又有什麼「隱憂」。熊賜履回應後，鰲拜就給他另一個「所陳無據，妄奏沽名」的罪名，但是康熙皇帝又決定原諒他。
這裡牽涉到皇帝對鰲拜的不滿，皇帝看到的是竟然有像熊賜履這樣的人，敢於頂撞鰲拜，而且他頂撞鰲拜，靠的是陳述儒家的政治道理來對照現實。鰲拜垮臺後，皇帝就任用熊賜履當經筵講官，後來又拔擢為閣臣。
另外，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光地，長期擔任經筵侍講，兼任日講官，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晚年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更得到皇帝「謹慎清勤，始終一節，學問淵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清史稿・李光地傳》）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