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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千年悲歡》:共產黨從本質上與自由對立,我發誓要離開這片危險的土地

文:艾未未

第十章 民主還是未千獨裁

一九七八年的八月,我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年悲美術系。毛澤東時代漸漸成為過去,歡共瘋狂了多年的產黨從本政治迷信和個人崇拜也隨之淡化,心情變得寬鬆了,質上人們陶醉在一種缺失的與自由對興奮之中。物質和精神生活摧毀之後,立發新的誓離事物、思想有了機會,開這至少可以填補空白,片危人們為一個變化的土地時代的到來感到幸運。一些人的未千父母還在「牛棚」中,哥哥姊姊還在偏僻的年悲農村「修地球」、搞種植,歡共但是產黨從本好像一個光明的未來指日可待。

這從天而降的幸運感與我以往的經驗完全錯位,我疲憊的內心怎麼也輕鬆不起來。雖然同學中不乏文藝圈中子弟,可是他們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種優越感讓我感到陌生和不適。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京的西單工地圍牆上,貼了一張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文章點名批評毛澤東的歷史性錯誤,隨之而來,要求民主、自由的討論文章相繼出現。接下來幾個月,這段三米高、百米長的圍牆變成譴責專制制度、要求政治改革、宣導民主和自由的論戰場合。

民主牆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魏京生,一個二十九歲的環衛工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他張貼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對共產黨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推行的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魏京生提出:「如果我們想在經濟、科學、軍事等方面現代化,首先就必須使我們的人民現代化,使我們的社會現代化。人民民主、自由與幸福,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唯一目的,沒有這第五個現代化,一切現代化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是他把在我腦中尋思已久的疑惑變成了堅定的文字。

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底,鄧小平出訪美國,這次為期九天的訪問是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卡特總統在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為他安排了演出,最後的壓軸環節是兩百名小學生用中文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鄧小平為之動容,他在攝影機前與吉米・卡特擁抱。這些事讓中國最早的電視觀眾感到無比震驚。

在中國,三月二十二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文章,算是不期而至的鎮壓的不祥之兆。三天後,魏京生貼出另一篇〈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看到事情不是朝著真正的政治變革,而是朝著持續的意識形態控制和壓制言論自由的方向發展,他寫道:「任何政治領導人作為個人都不應獲得人民的無條件信任。」直言鄧小平走的是一條獨裁的路線,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裁者。四天後的半夜時分,魏京生遭到拘捕,有關中國去向的政治討論戛然而止。

我正朝著叛逆方向發展,所謂新的生活讓我厭倦,戈壁灘鹽鹼地地窩子給我的記憶難以褪去,父親遭遇的屈辱和無助牢牢將我拽回到我的過去,讓我完全偏離了尋找美的線條和色彩的節奏。

週末的晚上,我從學院回家,在路燈昏暗的胡同口撞見了周臨,已考進北京師範大學的她穿著一件藍色圓領裝,她顯得有些拘束。

後來,周臨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她基本不進教室,在考試之前惡補兩天作業就能獲得不錯的成績。七○年代末,多數大學生都很溫順,她的態度算是罕見的反叛之舉。

我們不但來自西北的同一個小城,我們也一樣不喜歡學校,也許該說,我們厭惡學校。周臨曾想過從教室的窗戶跳下去,她懂得我對正規教育的鄙視的態度,和她在一起,我完全沒必要解釋諸如什麼讓我們年輕時感到痛苦,也不必再說勇氣或是虛偽的含義。共同擁有的不快樂的記憶,教會我們如何自然地拒絕眼前的一切,對一切的否定反將我們牢牢地擠壓在一起。

我們每個週末見面。在她與五個女同學同住的寢室,我倆兒鑽進她床上的蚊帳中,或者去郊外的麥田中,一路走到天黑。那時道路上很安靜,偶爾有駛過的公交汽車,一切處於靜止狀態。不用隔多久,這座城市的景觀就會發生變化,我們也一定會隨之變化。

電影學院唯一的優勢是每週觀摩兩場外國電影,這在當時算是一種特權,文革期間只有江青可以看到外國電影。作為學生,我有一張票,而偽造第二張票成為我的一個挑戰。為了防止假票,每場的影票都用不同顏色的紙印,我必須滿處尋找到匹配的紙質。對我來說,看電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將周臨帶進放映室的方法。憑著自己早年練就的線描技巧,我精確地模仿出來的票讓檢票人難辨真偽。一次,檢票員心存疑慮地驗證兩張票,她看了很久後,竟認為那張真票是假的。

在文革期間,外國文化遭鄙視,能夠坐在黑暗中觀看歐美電影、聽銀幕上台詞的同聲傳譯,是令人迷惑的體驗。電影學院放映室裡的氣氛,比幾年後我在費城影院看色情電影還緊張。費里尼真的打動了我,他的電影裡離奇又感人的場景讓我有許多共鳴。

後來,美國的兩個姨媽來看望周臨,一九四九年後她們首次返回北京。臨別時,問周臨想要什麼,姨媽都願意滿足她。周臨不假思索地說,她想要一套世界美術全集。於是,我有了二十四本精裝的畫冊。後來,在紐約屢次挪地方,為了這些畫冊,我總是先將自己的作品丟棄。

周臨的父親是一位外科醫生,他每天在手術台上十幾個小時,有強韌的體力和神經。周臨從不對人提及母親,據我所聞,她母親是一位英語老師。當她母親的兄弟姊妹一九四九年移民美國時,周臨的父母是唯一留下來加入革命隊伍的,他們後來又離開了北京,去新疆支持邊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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