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爾．佩爾特（Neil Peart）
第一章 自我放逐
我精疲力竭，孤魂敢停敢給悵然若失，騎士騎著飛回了多倫多，摩托在那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車全在家人和朋友的神貫時間思考幫助下把房子整理好準備出售。之後，注不自己便離開了湖邊的留太房子，我仍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孤魂敢停敢給在她去世前，騎士騎著賈姬給了我一個建議，摩托她說：「哦，車全你就騎著你的神貫時間思考摩托車去旅行吧。」但在那時，注不自己我根本無法想像我可以這樣做。留太然而隨著那個黑暗的孤魂敢停敢給夏天，漫長而空虛的日日夜夜慢慢過去，旅行這件事開始顯得是唯一要做的事。
其實我也沒什麼特別讓生活繼續下去的理由；我對生活、工作或外面的世界都不感興趣，但我不像賈姬，她是如此等待著她的死亡，而我似乎被某種生存本能所武裝著，某種內心的直覺堅持著「事情總會過去」的信念。由於性格上的某種優點（或缺陷），我似乎從來沒有質疑過「為什麼」我應該活下去，而是想著要「如何」存活——儘管這在當時肯定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大問題。
我記得我曾經思考過「怎麼會有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撐過去？如果他們做到了，那麼活下來的人，之後會是怎樣的人？」我不知道，但在那段悲傷、難過、惆悵和完全絕望的黑暗時期，心裡隱約有某種難以言明的情緒讓我繼續撐下去。總覺得事情總會過去。
又或者它更像摩門教婦女的說法：「我活著的唯一原因是我不能死。」
無論如何，我現在正騎著摩托車出發，試圖弄清楚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我未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樣。上路的第一天，當我沿著雨後的公路向北穿過魁北克的岩質地區，我搖搖欲墜的決心受到幾次考驗。當穿梭在載運木材的卡車所賤起的片片水花中，試圖尋找超車的機會時，我緊張得發抖。不止一次我想過要放棄，「我這是在幹嘛？這一點都不好玩。而且我不認為我現在夠堅強到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為什麼不轉身回到湖邊的房子裡，在那裡多待一會兒？」
但是不行。那也將是一條危險的道路。
當我有考慮回頭的念頭時，是心裡的另一個聲音讓我繼續騎行——「然後呢？」一個多月來，我試著獨自在小屋那裡生活，偶爾有朋友來訪幫助我走出自己的陰影，我仍然感覺到自己開始滑入一個深不見底的洞。各種興奮劑和抗憂鬱藥可以幫助我度過白天和夜晚，但正如我最近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所說：「這可以是暫時的逃避，但這不是一種生活。」
我已經嘗試了隱居式的生活，現在是時候嘗試吉普賽式的生活了。我試著不去想如果這也行不通我會怎麼做。
一直以來旅行對我來說或多或少可以被視為一種常態。不僅是過去幾年在匆促樂團中作為巡迴演出音樂家的工作需求，而且也是對這一切的一種逃避。在巡迴演唱會的空檔，我曾在中國、非洲、歐洲和北美的道路上旅行，一開始是騎自行車，後來是騎摩托車，這種自在的旅行激發了我的想像力，讓我感到好奇和挑戰。
打從最一開始的旅途起，過程中的每一天我都寫日記，然後回家後用這些日記來鍛煉我對寫散文的興趣，嘗試用不同的方法講述一個旅行的故事。我對寫作的興趣是從幫樂隊寫歌詞開始的，從原本寫信的興趣發展成對在紙上串起文字的重度熱愛。我透過講述旅途中的故事繼續鍛鍊我的寫作能力，也會列印些出來分享給朋友和途中遇到的旅行同好。一直到以這樣私人的方式印製了五本遊記後，我終於覺得是時候可以正式出版了，並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了《蒙面騎士》講述在西非騎自行車的故事。
但最近，除了給遠方的朋友寫了幾封信外，我沒有再寫任何作品。但在倫敦停留期間，創傷諮詢師黛博拉博士鼓勵我開始每天寫「給賽琳娜的信」作為日記，事實證明這是很好的一種治療方式。在這次試探性地開始一種新的旅行（有目的但無目的地）時，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會有如昔日記錄所見所感的動力，或者是否有將這次悲傷的旅程寫成書的野心，但為了以防萬一，我還是帶了一個黑色的小筆記本，第一天我做了一個實驗性的記錄。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
啊！又冷又濕。在魁北克的凱迪拉克吃了午餐。大雨持續了幾個小時，交通出乎意料的繁忙。卡車在水霧中呼嘯而過。風景黑暗、潮濕、陰沉——像我一樣。加拿大地盾被大量砍伐，偶爾有湖泊被淹沒或乾枯，瓦爾多爾和諾蘭達周圍有著礦場和工廠。今天早晨，氣溫幾乎不到攝氏十度，現在也好不到哪裡。
當我進入安大略省時，雨終於停了下來，但天氣仍然很冷，我最後在科克倫的北方萊茲汽車旅館停歇，對於這種天氣來說，八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已經足夠。我從我的小酒壺裡倒了一杯麥卡倫酒到一個塑膠杯裡，當我把濕漉漉的騎行裝備掛在房間裡的時候，我感受到屋內的溫暖。
站在蓮蓬頭下淋浴時，腦中想到了科克倫，這個座落於安大略省北端，與世隔絕的城鎮。腦海中清晰地想起了樂隊在七○年代中世紀時期在那裡舉行的一場音樂會。從溫尼伯開了一整夜的車，在稀稀落落的掌聲中，我們表演結束便離開了舞台，本想今天就這樣了。然而當我們抵達更衣室時，一個矮小的贊助商、被喚作「大塊頭」的法裔加拿大人跑了進來，對我們沒有進行安可的演出感到不安。他說經紀人向他保證我們會演出。
我們抗議說安可曲通常是指觀眾要求再唱一首歌，而那天晚上沒有任何反應表明有這種願望。大塊頭變得更加心煩意亂，用他濃重的口音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匆促樂團會這樣對我！」我們三個人互相看了看，聳了聳肩，然後回到了舞台上。觀眾靜靜地等待著，我們又演奏了一首歌，然後大家都各自回家了。沒有人顯得特別興奮，但每個人似乎又顯得很滿意。我們知道，鎮上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拿了多少酬勞（可能是一千美元），而且經紀人已經答應給大塊頭一首安可曲。收拾好裝備裝進卡車後，樂隊和工作人員總共七個人擠進一輛租來的旅行車，我們連夜開回了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