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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許願「如果課本像漫畫書一樣」——「學習漫畫」的特殊文類就此誕生

文:簡宏逸

1982年《海外學人》雜誌的地方新聞欄,引用高雄橋頭國中學生投稿在校刊的漫畫漫畫漫畫文章,說出「如果課本像漫畫書」的許願學習夢想,認為課本若像漫畫書一樣,果課保證三天就被翻爛,本像還會嚷著要看續集,書樣殊文人人都成為自動自發學習的特誕生好學生。

這個有點異想天開的夢想,絕對不是漫畫漫畫漫畫第一次有人提出,也不會是許願學習最後一次。現在上網稍微搜尋一下,果課就會發現許多以「如果課本像漫畫書」為題的本像作文範本,來激發兒童想像力。書樣殊文

不過數十年下來,特誕生課本還是課本,漫畫還是漫畫,兩者涇渭分明,當年的夢想依然沒有實現。但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還是有許多出版社,在代表學習的課本與代表娛樂的漫畫之間開拓市場,嘗試投入以漫畫傳遞知識的工作。在學習與娛樂兩者之間誕生的,就是「學習漫畫」這個特殊的文類。

特殊文類反應大人期待

在漫畫大國日本,以漫畫傳遞知識的方法可追溯到1930年代。當時充斥與歐美列強競爭的氣氛,為了要讓兒童對科學知識更有興趣,發展出「科學漫畫」或「勉強(用功)漫畫」,可說是戰後「學習漫畫」的濫觴。同時,這些帶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也要與市場上「不健康的漫畫」競爭。

由於學習漫畫具有為兒童製作的意識,反映出大人對兒童文化該有何種樣態的期待,也就脫離不了輔助學習的性質,以及與娛樂性漫畫對抗的宿命。另一方面,也有如赤塚不二夫、石之森章太郎等漫畫家,認為學習漫畫不應該限定於兒童,進而製作給大人看的學習漫畫。

最近在日本更有「這也是學習漫畫!」特展,由專家學者選出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學習漫畫越來越廣泛多元,輔助學習的漫畫文類也不斷推陳出新。或許我們可以說:廣義的學習漫畫包括各種「具有教育意義的漫畫」,但狹義的學習漫畫,則只包括「以教育意義為前提而製作的漫畫」。

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探討多元性別的《放浪男孩》、描繪多元家庭樣貌的《弟之夫》,以及人體細胞擬人化的《工作細胞》,雖然可視為廣義的學習漫畫,但本質上仍是娛樂性漫畫;至於編製時就帶有教育意味的科學、歷史、傳記、經典文學等漫畫,例如台灣本土自製的《達克比辦案》系列科普漫畫,就算是狹義的學習漫畫。

8120ac90-2856-451a-9752-ba58fc74cb94Photo Credit: © 東立出版社提供
《工作細胞》雖為娛樂漫畫,但因其知識正確並具教育意義,可視為廣義的學習漫畫。

在禁錮與抄近路中演變

台灣深受日本漫畫文化影響,學習漫畫也是從日本引進居多。以漫畫為特藏的台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目前能夠找到最早的學習漫畫,是東方出版社在1966年出版的《圖解科學文庫》(十二冊),這是基於日本集英社《なぜなぜ学習漫画文庫》描抄,加上部分原創的學習漫畫。這時台灣仍在戒嚴時期,漫畫受到管制,出版前必須送到國立編譯館審查,限制漫畫的出版數量。

1980年代是台灣本土漫畫重新起飛的時代,許多出版社開始致力於「讓課本變得像漫畫一樣」。1983年,鄧有立率領的團隊製作出版《中華卡通兒童漫畫故事專輯》,將國編本小學國語課本內容改編成漫畫,次年又推出數學和三民主義的改編漫畫,延伸課本漫畫化的觸角。隔年,知名《漢聲小百科》出版,內容雖非全部都是漫畫,但也運用了相當程度的漫畫手法,以劇情帶出知識。

到了1985年,蔡志忠開始創作《莊子說》,以漫畫方式突破文言文的障礙,重塑諸子百家的言論和思想,帶領了一陣流行風潮,並開啟日後改編中國思想與文學經典的「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系列創作。

1987年七月解嚴後,漫畫審查制度廢除,台灣的漫畫市場也就進入一段出版自由,盜版也自由的狂飆時期。帶領學習漫畫出版風氣的是牛頓出版社,該社獲得日本集英社授權,在1988年陸續出版《漫畫世界的歷史》和《漫畫中國的歷史》兩套影響深遠的學習漫畫。其中《漫畫世界的歷史》在短短四年內就出現了好幾個未授權的版本,足見其熱門程度,許多出版社都想分一杯羹。

但有趣的是,集英社原版的內容中,對中國共產黨多有美化,這與1980年代台灣的官方意識型態不合,因此不論是授權版或是未授權版,每家出版社都在提及中國共產黨的章節努力改編,甚至換上重繪的內容,以符合當年反共抗俄的政治氣氛。

40250627-47a4-4adf-9be2-15970a293d0cPhoto Credit: 集英社原版的封面人物毛澤東,在牛頓版(左)被換成蔣介石,冠誌版(中)換成蔣經國,只有晚出的暢文版(右)保持原樣。

多元類型與觀點迸發

漫畫審查制度廢止之後,學習漫畫更加蓬勃發展,類型也更為多元。1988年以降,牛頓出版社發行一系列成語學習漫畫,1989年和1990年又動員國內漫畫家,相繼出版《漫畫世界名人傳記》和《漫畫中國名人傳記》兩大系列,合計五十五冊的傳記漫畫。內容除了漫畫傳記故事以外,還加入各種補充資訊,充分發揮學習漫畫作為輔助性教材的功能。

除了牛頓出版社,當時已經以《皮皮》、《烏龍院》而成名的敖幼祥,也運用《烏龍院》中的角色,創作出《敖幼祥的漫畫中國成語》,在漫畫家與出版社共同努力下,漫畫終於在1980年代末期進入老師向學生推薦的好書名單。

當時所出版的學習漫畫中,仍隱約透露出與日本娛樂性漫畫競爭的心態,也展現服膺官方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從序跋中用「慶幸自己是中國人」表達繼承發揚文化遺產、任重道遠的自覺,或是主張「創意救中國」的自豪感,都反映那個年代文化界常見的心態。

或許就是這樣,讓台灣出版社與中國方面的漫畫家合作,似乎是水到渠成的結果。例如1990年牛頓出版的《漫畫中國文學名著》,光復書局出版的《畫說中國歷史》,就表明是兩岸合作下的產物。但在當時,他們似乎還不敢說出與哪些對岸漫畫家合作,直到1992年,牛頓出版社在《彩繪中國歷史全集》中,才明確列出與中國合作的對象,及參與漫畫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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