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Nicholas Haggerty（關鍵評論網國際版編輯）
譯：丁肇九
著名的老的局人類學家和社會運動倡議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於9月2日在威尼斯度假時去世，享年59歲。師大世界
格雷伯的衛格外人一生中有許多知名時刻：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形成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也是雷伯暢銷書《債的歷史》（2011年），《規則的永遠烏托邦》（2015年）和《狗屁工作》（2018年）的作者。
正是描繪最後的這本書，讓我進入了他的著個宇宙。
當時他正在公開徵選「狗屁工作」的老的局故事，我把我當代課老師的師大世界「見證」寄給他，裡面雖講到「反職業主義」的衛格外人好，但也寫到做代課老師帶給我的雷伯種種回報——例如讓我有時間可以好好閱讀思考、午餐時間和學生的永遠各種交談等等。
但我寄這封信的描繪另一個原因是想與格雷伯聯繫，我打算上他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的著個一堂課。格雷伯回信道：「寫得真好，老的局恰如其分。」
直到我在LSE上課前與他首次見面時，才知道那封拙作電子郵件被納為《狗屁工作》的案例，裡頭他給我取了叫做「華倫（Warren）」的筆名，他與一位法國稅務會計師一起討論我的案子，來彰顯「為什麼做『狗屁工作』並不總是那麼糟糕」。我的那封信在書上幾乎是全文轉載，格雷伯似乎也很高興親自見到我這位網友。
永遠的「局外人」，描繪著一個「更美的世界」
我第一次看到格雷伯的名字，是在《高等教育紀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該文章張貼在復敦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公告板上。
「是誰在害怕大衛・格雷伯？」文章開始。裡面寫的是格雷伯如何被美國學術界拒之門外，部分因為他對罷課學生的政治支持，部分由於教學魅力不如他的同事們嫉妒。不論如何，儘管他在2000年初期和占領華爾街的全球正義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相關著作也十分成功，直到最後他仍然是局外人——而且與其他的局外人保持著聯繫。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那篇文章也提到他長期以來的孤獨——不論是童年，或是以學術和公共知識分子而聞名之後——他也對那些才華不如他但得到更多經濟支持的同儕們，以及貧乏研究生活中的各種羞辱，有種持續的怨恨感。
但是他寫的字裡行間也都貫穿了一種信念：一個更公平，更不醜陋的世界，是可能的。
身為「老左」的後代，活著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永傳千秋
格雷伯出生於1961年，是由一對歷經1930年代種種創傷而結合的年邁父母所生。格雷伯的父親曾參加西班牙內戰，母親是國際工會底下舞台劇《Pins and Needles》的主要演員——他們都屬於所謂的「老左」。那個時代會當老左的人，通常也因為他們的社會階級，而格雷伯的同齡人，則大多是戰後嬰兒潮世代下懷抱繁榮增長希望的年輕父母後代。
在一篇關於工人階級為何從左派流失的文章中，他對1960年代校園裡的反動分子提出不少譴責，那些人定居在學術界過著安全的生活，在那裡放心的「追求美德，真理，和美麗，最重要的是……將這一特權傳給了自己的孩子。」這種事不會在格雷伯父母的身上發生，他們的記憶是壯烈的工會活動和革命、為爭取解放而英勇奮鬥的回憶。他們的政治並沒有那麼高尚，沒那麼利他。
有天我和格雷伯討論一篇關於他母親的文章的撰寫計畫，他告訴我他被「培養成為偉大的人」。他說的偉大並不是個人能力，不是要取得傳統的成功或單純追求夢想，而是他父母認為值得追求的生活樣貌。
對格雷伯的家人而言，偉大象徵著，活出一段能夠永傳千秋的生命。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格雷伯曾經用過人類學的開創者詹姆士弗雷澤爵士（Sir James Frazer）做為比喻，儘管當代人類學家對他做出種種批評，但弗雷澤（按：相較於現今象牙塔中的教授）仍然是個提出大想法的人。
我們這輩子只聽過「追求利益」的人類論述，但人真就只是如此嗎？
直到格雷伯人生的最後，他仍不停提出大想法。
在去世前幾週，他和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發送了一份新的「人類歷史」手稿，部分目的是對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和尤瓦爾・哈拉瑞（Yuval Harari）的流行歷史暢銷書做出回應。他認為，這兩位作家都以膚淺的方式對傳統觀念進行改寫，只把「自我利益」當作是歷史純粹的動力。
格雷伯一直認為團結和社群力並不會比貪婪更「不自然」，而且我們的種種想法都受到惡意機構的彎曲和挫折——那些群體根本不該存在於當今社會裡，而書中提到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物種」只是現今人類的其中一個版本，而不是最好的。
格雷伯的種種著作都指向一種獨特的人類社會理論，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價值。
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課程「用人類學看價值（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Value）」就抨擊經濟學世界觀中，用「價格」凌駕一切價值的觀點。他從霍布斯和亞當斯密開始，一直追溯到希臘和基督教神學的古老根源。人類是財產、金錢和權力追求者，而且統治慾望只能用世俗或後世懲罰來壓抑的概念，因為一直存在於我們的歷史，讓我們難以認識或想像人類其他的可能性。
共產主義真實存在，而且就在你和你的好朋友之間
格雷伯雖然不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反對現代經濟學的人類學家，但我懷疑有人比他鑽研得更深、加入更多日常見解、賦予更多文學上的想像力。
格雷伯不僅是對系統的批評者，更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他的世界觀比經濟學家提供的視野更豐富、更廣闊。在他〈關於經濟關係中道德基礎的簡要論述（A Brief Treatise on the Moral Grounds of Economic Relations）〉的「債務」一章中，這個願景得到了最簡潔和優美的表達。
格雷伯寫道，我們的社會關係可以切分共產（communism）、交換（exchange）和階級（hierarchy）三項分類。
簡單來說，「共產」是我們與最親密朋友之間的通常關係，即是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交換」是交易性的，也是我們所有商業關係的基礎；「階級」則描述了社會中的不平等關係：像是農民提供食物，領主提供免受土匪的保護之類。
作為社運人士和慷慨的朋友，格雷伯熟悉共產主義；作為學者和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看見階級制度的兩個面向（不過他沒有談到太多「交換」的部分）。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那是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的一次聚會，《狗屁工作》的初版剛剛送到，我們聽說他要送出席的人每人一本書，我和一群學生擠在他的辦公室，他坐在人群中間，穿著大衣、背心和其他我無法理解的層層衣物，開心的為他的仰慕者簽書。
這當然能算是一種階級結構，他本可以成為中世紀般的男爵領主，但是現場也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痕跡——格雷伯很高興能在書本銷售之前就把他的書四處贈予——各取所需。
這是他隨興而起的慷慨。這是他在我們心中勾畫的世界裡，會出現的畫面。
本文原發表於The News Lens International，同步發表於Commonweal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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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