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宏恩（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菜市場政初選專長為政治行為、治學政治心理學、黨內大選到底以及實驗設計。殺紅曾就讀台大電機系與台中一中數學校隊，眼對有利但覺得政治實在太有趣了，結果而轉往政治學裡尋找安身立命的還有害答案）
每次到選舉前半年，各個政黨為了推出代表政黨參選的菜市場政初選候選人，都會進行初選或提名作業。治學2020年，黨內大選到底民進黨在四月中進行全民調初選；國民黨光為了初選方式就吵翻天，殺紅在初選過程中，眼對有利同黨候選人反目成仇、結果互揭瘡疤，還有害這樣難道不會對之後的菜市場政初選大選不利嗎？
政黨初選：黨員票 vs. 民調
我國政黨過去在初選時，起初都是用黨員投票，畢竟黨員交了黨費，能在黨的重要決策上投票是該有的權利，不然大家入黨的動力就降低了。然而，根據吳安蕙2018年的碩士論文〈台灣區域民意代表提名機制研究〉，兩大黨隨著選舉一次次的演進，不約而同地逐漸改採民調的方式來取代黨員投票，理由包括：一、降低派系的影響力；二、比較具有公正性；三、希望派出的候選人在大選時更有競爭力。
從賽局理論來看，黨員的想法可能跟全體選民的想法有一定的落差。假如只靠黨員投票來決定候選人，選出來的候選人可能是黨員滿意、但離全體選民的中間選民很遠，因此毫無當選機會。但假如反過來，政黨為了提名能在大選中獲勝的候選人，通常都是選擇比較溫和、比較願意妥協的候選人，因此具有特定政策偏好、甚至是強烈偏好的黨員就會滿肚子抱怨。這就是候選人跟政黨雙層賽局的困境，在黨員投票得票越多，代表跟整體選民的距離越遠，大選時也可能輸得越慘。
但另一方面，初選時舉辦的民調到底對大選結果有多大的預測力，其實也很難說。根據筆者針對2014年縣市議員初選民調跟大選結果的整理，可以發現縣市議員初選的民調跟大選的結果毫無關係，初選民調越高，在大選往往得票越後面；而初選民調低到要靠性別保障名額才出線的人，在大選搞不好還能衝到最高票。
初選對政黨而言利大於弊嗎？
許多人擔心的不只是民意調查公正與否，而是黨內初選的過程：假如大家為了爭奪初選出線殺得刀刀見骨，那麼到了大選豈不是無論誰代表出征都已經黑掉了嗎？這樣對大選結果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有害？
針對這個問題，政治科學的最新研究大多是研究美國的黨內初選。學者一開始先把黨內初選的過程拆成兩個不同的指標，第一個是黨內初選的競爭程度（competitiveness），第二個是黨內初選的分裂程度（divisiveness）。
在過去的研究中，政治學者常常把兩者劃上等號，認為越競爭自然就越殺紅眼囉！根據Amber Wichowsky and Sarah E. Niebler在2010年分析2008年的民主黨黨內初選，發現歐巴馬跟希拉蕊・柯林頓兩位候選人就算民調接近（競爭程度高），攻擊對手的負面文宣數也沒有因此比較多（分裂程度沒有比較高）。兩位作者因此建議，初選時的競爭程度跟分裂程度要分開計算才可以，兩者對大選所帶來的效果也會不同。
兩位進一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數的影響後，希拉蕊・柯林頓跟歐巴馬競爭越激烈的州（競爭程度），該州之後在總統大選時的民主黨得票也會顯著增加。顯然，這次拖得很長的激烈競選，幫助了原本相對比較沒有名氣的歐巴馬逐漸贏得全國知名度。另一方面，歐巴馬跟希拉蕊・柯林頓在選舉前的互相攻擊（分裂程度），對於歐巴馬大選時在各州的表現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
簡言之，從這個2008年的民主黨初選案例來看，初選的良性競爭對於大選有利。到底要良性競爭還是惡性競爭，不一定跟選舉的激烈與否有關，而是取決於候選人及競選團隊的一念之間。
另一篇Caitlin E. Jewitt and Sarah A. Treul於2014年發表的研究是分析美國2010年的眾議員選舉，這次選舉的分裂程度則是以共和黨是否出現極右派的茶黨候選人作為指標。過去的假設是極端候選人在初選時大鬧，會讓自己溫和派的隊友就算在黨內初選獲勝，也會在大選得到負面的影響。但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初選的激烈程度以及分裂程度（是否有茶黨出現）越高，對共和黨候選人的得票越有正向的幫助，也越能衝高投票率。
然而，黨內初選對整體結果的影響以及對個別黨員的影響似乎不太相同。William Cross and Scott Pruysers分析加拿大國會的黨內初選後，發現假如黨員支持的候選人沒有通過初選，他們的確特別容易退黨抗議或乾脆神隱。
另一方面，Georgia Kernell 跨國分析十七個國家的黨內初選制度跟黨員之後在大選中的表現，發現假如黨內初選是由上級所決定，那麼黨員在之後大選的參與度較高；反而黨內初選是黨員投票決定的話，這些黨員之後在大選的參與度反而較低。當然，這樣的結果很難去進一步討論因果關係，但這整體趨勢是有趣的，「選舉輸家」（初選時支持的候選人沒選上）的效果很明顯。
小結：規則本身仍有許多懸念
最後，雖然台灣的兩大黨都逐漸採用全民調方式進行初選，但全民調本身是怎麼執行的恐怕也是爭議焦點之一。舉例來說，到底是要對比式民調（每個人分別跟某假想敵比）還是互比式民調（黨內互相比）、到底要多少比例的手機民調、到底要在平常日還是週末打電話、到底可不可以用台語打民調電話，都有可能會對最後的民調結果有所影響。規則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過程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