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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首件精障殺人案:啞鈴弒父是因「被魔神仔附身」或「買便當爭執」?

新北市新店區1名長期患有思覺失調症的國民鍾姓男子(以下簡稱鍾男),今年1月涉持啞鈴重砸父親致死,法官父因附身檢方依殺人罪嫌起訴。首件殺人神仔此案適用國民法官參審,精障本月6日、案啞12日和13日召開3次準備庭,鈴弒辯護律師準備大量病史資料作為證據,被魔便當主張是或買急性發病導致殺人,而非檢察官所稱的爭執「因買便當起衝突」,並要求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國民了解被告生命史,法官父因附身遭法官駁回。首件殺人神仔此案是精障國民法官制度上路以來,第一件檢辯雙方有共識認定是案啞「精障者殺人」案件,台北地方法院將於12月正式開庭審判。鈴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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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殺父動機是「被魔神仔附身」成為爭點

檢方起訴書指出,鍾男「因買便當和父親起爭執而殺父」,不過辯護律師主張,鍾男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病情日益嚴重,案發前不久甚至離家失蹤,尋獲後被強制送醫治療,住院長達1個月。鍾男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才會動手殺人,而非和父親爭執才起殺意。

鍾男說,案發前有和父親起爭執,但這並非殺父原因。當時他走到客廳,看到父親坐在沙發上,接著聽到奇怪聲音、出現幻覺,口中還唸出陌生咒語,腦海中出現有人要他「殺死父親、父親是惡魔」等語。他說,當下有種被「魔神仔」附身的感覺,並稱殺死父親是「宗教因素」。

不過檢察官主張,鍾男在案發前就和父親起衝突,先有殺人動機,後來才因思覺失調症影響控制能力和辨識動力,進而動手殺父。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情,且並非互相矛盾,可同時共存。

由於犯案動機會影響量刑,法官將此列為爭點,日後將在開庭審理時辯論。

被害人家屬:不想參與審判,請法官從輕量刑

鍾父的弟弟以被害人家屬身份參與首次準備程序庭。他表示,哥哥某年因故昏迷,住進加護病房,出院後開始出現幻覺,一直聲稱有人在跟蹤、監視,後來病況嚴重到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他不知道怎麼面對,就此和哥哥疏遠、少有聯絡。就他所知,鍾男也有類似精神疾病且長期就醫,「他們父子兩人都有問題,就一起爆發出來」,他相信鍾男殺人是受精神疾病影響。

鍾父弟弟也說,他和鍾父久未聯絡,不清楚三人相處狀況,加上他年事已高、有病在身,這件事造成的心理壓力已達極限,後續正式開庭審理時,他都不想再出庭。法官問他是否願意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和鍾男和解,他當庭拒絕,「我本來就是來請求法官從輕量刑的,至於修復、原諒那些,就讓它自然消逝吧。」

律師提出大量病史資料為證,要求做量刑前社會調查

通常殺人案開庭時,都會讓法官當庭勘驗兇器、讓檢察官詰問驗屍的法醫。不過,鍾男的辯護律師不同意,因為啞鈴只是一般物品,非特殊武器。辯方律師也不同意詰問法醫,理由是檢辯雙方對於死因、傷勢都沒有爭議,法庭應該避免過度刺激的效果。檢察官最後同意呈現照片搭配啞鈴的尺寸和重量資訊。

針對檢察官挑選某段影像佐證被告犯後態度不佳,辯護律師認為是鍾男精神狀況不穩定時拍的,不適合當證據。律師也不同意將警詢筆錄列為證據,因國民法官制精神是以「人證優先」,不應過度依審判外的文書資料。國民法官有問題可直接問被告,透過被告的回應去判斷和瞭解案情。律師態度強硬,嗆檢察官說,假如檢方堅持要用那段影片,那辯方也要用另一段鍾男認罪的影片當證據。

最後法官裁定,檢辯雙方都可以出示案發後的警察秘錄器影片做為證據,鍾男在犯案後的精神狀況和面對警察的態度,由國民法官自行判斷。

面對辯護律師提出大量病史資料、被告工作經歷作為證據,法官一度面露難色表示,如果有這麼多證據要調查,恐怕曠日費時,國民法官得花上數週時間參與審判,實務上窒礙難行。辯護律師則說,案發僅短短幾分鐘,但是在此前鍾男有「數十年的人生,資料當然多。」

辯護律師再次要求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對鍾男從小到大的病史和生命史做完整評估,才能充分了解被告如何走到殺父這一步。辯方也強調,律師不具備調閱資料、訪談證人、做各項鑑定等公權力,檢辯雙方資源不對等是事實,懇請法官依照人權公約精神,保障被告平等受審、完備量刑前社會調查,以平衡雙方差距。

不過檢察官認為,此案不符合做量刑前社會調查的條件,假如因檢辯雙方「武器不對等」就開先例,以後所有國民法官參審案件都要做,恐怕所有案件都曠日費時,也失去做量刑前社會調查的本意。

最後法官決定,允許律師統整大量病史資料作為證據,但不同意再花數個月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是國民法官制度上路以來,首件檢辯雙方有共識認定是「精障者殺人」案件,且被告從案發後不久,就被強制送到精神病院治療。12月開庭時,被告將從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出庭受審,社工全程陪同。被害人家屬包括鍾母、鍾父的弟弟都替被告求情,主要爭點將聚焦在被告長年病情和案發當時發病狀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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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邱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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